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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概述

完整评审: 6月 2023 作者:Grace VanHoy, DVM, MS, DACVIM-LA, Department of Medicine and Epidemiology, School of Veterinary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上次更新: 8月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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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流行病学

所有放牧动物在其一生中都会感染胃肠道线虫。由此所致疾病的严重程度,可从无任何临床症状到衰弱性、致死性疾病不等,这取决于动物获得性免疫力的强弱、暴露量以及同期存在的应激因素或基础疾病。

反刍动物在接触寄生虫后,会随时间推移产生针对胃肠道线虫的保护性非消除性免疫。因此,处于生长阶段的幼龄动物最易患病,尤其是在第一个放牧季。虽然在牛和小反刍动物的乳汁及初乳中检测到线虫特异性抗体,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抗体是否能诱导保护性免疫。饲养在无寄生虫暴露环境中的动物不会产生保护性免疫,它们在首次接触时,即使已成年,也会出现严重的临床表现。

此外,已有充分研究表明,畜群中一小部分动物排出了绝大部分虫卵(即过度离散现象)。这些高排虫量的动物是畜群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可以加以识别并进行管理,或酌情淘汰。

幼龄反刍动物在放牧时也会感染绦虫(莫尼茨绦虫 (Moniezia)、缨体绦虫 (Thysanosoma))。绦虫具有间接生活史,需要常见的甲螨作为中间宿主。轻至中度绦虫感染很少产生临床症状,获得的非消除性免疫通常能防止发病,除非动物携带非常大量的虫体。

影响胃肠道寄生虫病临床症状出现的其他因素,包括可能损害免疫系统应答的应激源或疾病。例如妊娠后期、泌乳期、断奶、剪毛、拥挤、营养不足以及原发性疾病。对大多数胃肠道寄生虫而言,在妊娠后期和泌乳早期会出现围产期虫卵计数升高。这种围产期升高可成为新生幼畜的额外感染源,也会加重牧场环境的污染程度,威胁同群其他动物。

自 2000 年代初起,寄生虫管理中引入了“保护寄生虫避难所”的核心理念。避难所是指寄生虫种群中,从未接触过驱虫药的那部分寄生虫所占的比例。逃脱驱虫的避难所寄生虫能够繁殖,为牧场中的下一代寄生虫种群提供易感等位基因。若避难所规模大,敏感等位基因(对驱虫药敏感的线虫)会稀释耐药等位基因,耐药寄生虫便较难与其他耐药虫体交配繁殖。基于避难所的策略可减缓畜群中的耐药性演化。避难所的来源包括牧场上的寄生虫卵和幼虫,以及未治疗动物体内的幼虫。

最后一点关键是,某些胃肠道寄生虫幼虫(如奥斯特线虫 (Ostertagia) 第三、四期幼虫)在环境或宿主体内可进入“抑制”阶段,亦称“滞育”。这种发育停滞期会使粪便虫卵计数解读变得复杂,因为其不能反映动物体内真实的潜在寄生虫负荷。就环境管理而言,冬季后被认定“洁净”的牧场仍可能存有感染性虫体。

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的特征与分类

感染反刍动物胃肠道的寄生虫大多为线虫;偶尔也会发现部分致病性绦虫,例如莫尼茨绦虫和缨体绦虫。反刍动物的球虫以及其他胃肠道原虫,如贾第鞭毛虫和隐孢子虫,将在其他章节单独论述(见贾第鞭毛虫病 和隐孢子虫病)。

由于大多数胃肠道寄生虫是线虫,它们的生活史、临床症状及防控方案均相似。所有放牧动物一生中都会感染胃肠道寄生虫,但感染并不总是与疾病或生产损失相关。

应着力查明各畜群内的寄生虫种群,因为寄生虫感染率和负荷可随地理区域、当地气候、个体管理措施及既往驱虫做法而异。通过综合诊断明确畜群寄生虫模式后,应实施防控方案,以预防疾病和显著的生产损失。

为实用起见,反刍动物胃肠道线虫可分为两大类:

  • 毛圆线虫 (Trichostrongyle) 类寄生虫 (圆线虫 (Strongylida) 目,也称圆线虫 (strongyles))包含多个属,如奥斯特线虫属 (Ostertagia)、背带线虫属 (Teladorsagia)、血矛线虫属 (Haemonchus)、毛圆线虫属 (Trichostrongylus)、古柏线虫属 (Cooperia)、细颈线虫属 (Nematodirus)、长刺线虫属 (Mecistocirrus)、仰口线虫属 (Bunostomum)、食道口线虫属 (Oesophagostomum)和夏伯特线虫属 (Chabertia)。在常规诊断阶段,通过粪便漂浮法检出的这些毛圆线虫类寄生虫虫卵无法通过形态直接区分。它们的生活史大体相同,仅存在细微差异,如各阶段时长、成虫在宿主胃肠道内的寄生位置,或偏好的环境温度范围。所有毛圆线虫的生活史均为直接型,依赖动物采食污染牧场牧草来启动感染过程。因此,它们的诊断、治疗、控制与预防也非常相似。

  • 非毛圆线虫类寄生虫 包括类圆线虫属 (Strongyloides)、毛首线虫属 (Trichuris)、牛有鞘毛细线虫属 (Aonchotheca)和犊牛弓首蛔虫 (Toxocara vitulorum)。每种非毛圆线虫均有独特生活史,粪便漂浮下可检出特征性虫卵,对应的治疗、管控与防控方法可能与毛圆线虫类寄生虫存在差异。

毛圆线虫的通用生活史始于宿主胃肠道内雌性成虫与雄性成虫交配并产生受精卵。不同毛圆线虫物种的雌虫繁殖能力差异显著:例如捻转血矛线虫雌虫 (Haemonchus contortus) 每日最多可产卵 10000 枚,而细颈属线虫属虫种 (Nematodirus spp) 雌虫每日产卵量不足 100 枚。不同毛圆线虫种间繁殖力的巨大差异,会直接影响诊断检测方法的实用性与结果可靠性。

虫卵随宿主粪便排入环境,并在粪堆或粪粒中继续发育。在 10℃–36℃ (50℉–96℉) 的理想条件下,虫卵于 1–2 天内孵化为第一期幼虫。传统观点认为,超出该温度区间的气候环境下,牧场中不会出现寄生虫的大量蓄积,但近年研究证据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个典型特例是细颈线虫,它可在土壤中越冬,且需要经历一段低温期才能完成后续发育。与其他反刍动物毛圆线虫不同,细颈线虫幼虫在卵内发育,动物摄入已孵化的幼虫后即可发生感染。

除适宜温度外,湿度对幼虫发育亦至关重要。湿润温带气候利于毛圆线虫快速发育;但干旱气候区如果实施人工灌溉,同样可以满足寄生虫的发育需求。卵孵化后,第一期幼虫在粪便中继续发育,于 4–6 天内蜕皮为第二、三期幼虫(L2、L3)。约 7 天后,感染性第三期幼虫迁出粪便并开始攀附植被,随即被宿主采食摄入。进入宿主体内后,第三期幼虫再经两次蜕皮,即可在皱胃或小肠内发育为成虫。

大多数毛圆线虫的潜隐期为 18–21 天,即摄入第三期幼虫后 18–21 天,新感染宿主的粪便中可检出虫卵。皱胃寄生虫(奥斯特线虫为主,血矛线虫次之)具有独特的生活史适应机制,可帮助物种在恶劣环境条件下存活。当气温较低时,第四期幼虫侵入皱胃的胃腺隐窝内,发育进入停滞状态。一旦天气转好,第四期幼虫大规模同步逸出,导致宿主出现严重病症。由此产生的综合征称为 II 型奥斯特线虫病,将于临床表现章节中详述。

养殖户或兽医可利用几个生活史细微特性来预测动物的高危时段,或调整饲养管理要素以降低重度感染风险。在环境中时,第三期幼虫具坚韧外膜(角质层),该结构可起到保护作用,但也会阻碍幼虫摄食。若第三期幼虫在自身有限能量耗尽前未能摄食,便会死亡。第三期幼虫代谢率随环境条件改变:凉爽干燥的天气会降低其代谢速率,延长幼虫存活时长;炎热天气提高代谢率并缩短寿命。

牧场休牧时长的建议可基于上述规律制定:高温时段牧场的休牧周期可适当缩短,而凉爽干燥天气下则需要延长休牧时长。同理,温带干旱气候区的湿润温和环境与降雨事件,会提升毛圆线虫的存活概率,加快其在牧场环境中的发育速度。在这类高风险时段,需要加强对畜群的监测。此外,毛圆线虫需依托牧草完成生活史循环,故干燥饲场动物遭受严重感染的风险大幅降低。

特定胃肠道寄生虫的模式与感染率,存在明显的地域与气候特异性。但受动物长距离调运、全球气候变化对寄生虫生活史的影响,以及寄生虫对特定驱蠕虫药的敏感性差异等因素作用,各地的寄生虫流行模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的临床表现

反刍动物大多数胃肠道寄生虫感染为混合感染,单只动物体内可同时存在多个属的寄生虫。血矛线虫病与 II 型奥斯特线虫病是其中的典型特例。通常,即使群内所有动物均携带胃肠道寄生虫,仅小部分表现出临床症状。胃肠道寄生虫病的临床症状通常无特异性,表现为慢性、缓慢进展性疾病,除非接触了极高感染量或同时存在其他风险因素。

重度感染动物出现渐进性体重下降(幼龄动物则表现为增重放缓)、发育不良、产奶量逐步下降、被毛粗乱等症状。感染程度更重的动物会表现出嗜睡、虚弱无力,常离群独处或长时间躺卧。病程较长的病例会因食欲减退逐步发展为厌食,叠加营养吸收障碍,可能变得消瘦。慢性胃肠道寄生虫病还会降低动物的抵抗力,使其更容易继发原本可抵御的细菌、病毒或真菌类感染。

动物是否出现腹泻症状,取决于寄生虫集中寄生的胃肠道区段。以血矛线虫为主的皱胃感染反刍动物,在病程后期前粪便仍可保持成形;而以毛首线虫 为主的结肠感染反刍动物,在发病早期就会出现腹泻。部分反刍动物偶尔会表现出腹痛症状,包括腹部不适、踢腹、打滚、反复起卧等行为。

无论动物是否出现腹泻,重度胃肠道寄生虫感染都会引发蛋白丢失性肠病,诱因包括腹泻导致的蛋白流失增加,以及寄生虫直接损伤黏膜造成的吸收功能下降。低蛋白血症的临床体征可包括下颌水肿(俗称“水瓶颌”)或腹下水肿。除蛋白质吸收不足外,重度感染寄生虫的反刍动物,从日粮中吸收关键维生素与矿物质的能力也会明显下降。

吸血型毛圆线虫(如血矛线虫属各种)会引发严重贫血,不过绝大多数重度毛圆线虫感染也都会伴随不同程度的贫血表现。因毛圆线虫以切割式口器附着在皱胃或肠黏膜上,会造成附着部位渗血。临床贫血多为慢性,多数动物可通过自身代偿维持状态,直至红细胞压积降至10%以下。重度贫血会引发心血管衰竭,表现为心率加快、呼吸频率升高且费力(张口呼吸、颊部鼓胀)、组织灌注不足、肢端发凉,甚至突发死亡。大量接触感染性幼虫后(如加速幼虫发育的强降雨过后),或慢性寄生虫感染动物的贫血、低蛋白血症和/或消瘦程度达到临界值时,都可能快速出现急性失代偿,病程进展急剧。

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的诊断

通过粪便检查检出线虫卵或绦虫孕节,即可确诊胃肠道寄生虫感染。粪便检查可进一步分为定性与定量评估(见下文)。粪便应新鲜,理想状态下应在接触地面前完成采集,避免被环境中自由生活阶段的线虫污染。若怀疑单只动物发病,需直接从直肠采集粪便样本。

定性粪便评估

对单只动物粪便或畜群内多只动物的混合样本开展离心式粪便漂浮检测,可定性判断在粪便中排出虫卵的胃肠道线虫类型,同时对感染程度做出主观评估。混合粪样采样是评估畜群寄生虫负荷的可靠方法,对养殖户和牧场经营者而言是性价比很高的检测方案。

为避免寄生虫虫卵在样本中继续发育,粪便样本需装入密封容器置于冰箱冷藏,且需在 5 天内完成检测。已有多种漂浮液被验证可用于反刍动物粪便检测。若寄生虫虫卵的比重低于漂浮液的比重,虫卵就会上浮至液面。收集到的寄生虫虫卵被转移至载玻片上,通过显微镜完成观察检测。若虫卵密度高于所选浮集液,虫卵无法上浮,就会出现假阴性检测结果。

多款市售的糖类与盐类漂浮液均已被验证可用于反刍动物粪便检测。不同漂浮液的比重存在差异,对应不同寄生虫的虫卵回收率不同,且各自的保质期也有区别。

糖类浮集液不会造成虫卵形态畸变,冷藏条件下数小时甚至数日后仍可用于检测;但它的保质期短于盐类浮集液,若不添加防腐剂,很容易滋生真菌或细菌。盐类浮集液保质期更长,但需在配制完成后尽快检测,否则载玻片上会出现结晶,破坏甚至损毁寄生虫虫卵的卵膜。

若漂浮液比重不低于 1.24,绝大多数常见胃肠道线虫虫卵都可被检出(谢氏蔗糖漂浮液的比重为 1.26–1.27)。静置式漂浮法已不再是行业认可的标准操作流程。

定量粪便评估

已有多种适用于反刍动物的粪便虫卵计数技术被验证有效,不同技术的检测灵敏度存在差异。这些技术包括改良斯托尔法 (modified Stoll’s)、改良麦克马斯特法 (modified McMaster’s)、威斯康星法 (Wisconsin)、澳大利亚 FEKPAK 法 以及微型 FLOTAC 法。粪便虫卵计数相比粪便漂浮法,能更客观地量化寄生虫虫卵数量,还可用于评估驱虫药的驱虫效果(相关内容在治疗章节详述)。粪便虫卵计数可提供可靠的畜群健康相关数据,配合完善的记录留存,能清晰呈现畜群内寄生虫感染模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兽医与养殖户可依托这些感染规律,制定对应的驱虫干预阈值。

影响样本虫卵计数结果的因素包括:不同线虫属雌虫的繁殖力差异、尚未排卵但已造成胃肠道黏膜损伤的未成熟线虫阶段、腹泻导致的虫卵稀释,以及近期使用过驱虫药等。此外,部分虫卵计数技术需要专用设备,且无法区分毛圆线虫型虫卵的具体属或种。基于上述原因,粪便虫卵计数不应作为临床胃肠道寄生虫病治疗与管理的唯一判定依据。

属与种级鉴定

借助专业检测技术,可精准确定感染单只动物或整个畜群的胃肠道线虫的具体属与种。这类信息在首次评估畜群寄生虫感染情况,或是遇到新发问题时具备参考价值,但相关技术的现场实用性普遍较低。

粪便幼虫培养法(粪培法)可让虫卵发育为具有感染性的第三期幼虫,后续通过显微镜即可完成属种鉴定。粪便漂浮后的载玻片可使用荧光素标记的花生凝集素染色,后续通过荧光观察完成鉴别(仅血矛线虫虫卵会发出荧光)。粪便样本也可通过 PCR 检测,确定线虫的具体属与种。上述所有专业检测技术,通常都由专门的实验室完成操作。

死后剖检

所有疑似因胃肠道寄生虫病死亡的动物,都应开展剖检诊断。需逐段检查胃肠道,观察黏膜缺损、出血、糜烂或溃疡情况,确认是否有线虫或绦虫附着在黏膜表面。这类寄生虫体型极小、呈线状,且不同物种对特定的胃肠道区段存在寄生偏好。

可收集胃肠道内容物过筛,从中检出寄生虫幼虫或成虫。专业实验室可通过显微镜观察将幼虫和成虫鉴定至属级水平,分子检测技术则可实现物种层面的精准鉴定。需对胃肠道的异常区段开展组织病理学检测,确认嵌入黏膜壁内的寄生虫。

辅助诊断指标

出现临床症状的胃肠道寄生虫感染反刍动物,核心血液学异常包括贫血,以及以低白蛋白血症为特征的低蛋白血症。全血细胞计数分类中可能出现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但该指标结果正常也无法排除临床寄生虫感染。伴发腹泻的重度急性感染动物,可能出现电解质紊乱,包括低钠血症、低氯血症、低钾血症,以及以碳酸氢根流失为特征的代谢性酸中毒。

存在皱胃寄生虫感染的动物,壁细胞受损会导致胃酸分泌减少,皱胃 pH 值随之升高。可通过皱胃穿刺术采集相关检测样本。胃蛋白酶原是胃蛋白酶的非活性前体,若皱胃内环境不呈酸性,它就无法被激活。重度 II 型奥斯特线虫病病例的血清胃蛋白酶原浓度可能会升高,但目前美国仅有极少数诊断实验室仍提供该项检测服务。

寄生虫综合防控

“寄生虫综合防控”是一套具备策略性的且通常是多维度的防控方案,不同畜群和牧场的执行计划存在差异。制定方案时需全面掌握感染畜群的寄生虫种类、寄生虫生物学特性,以及环境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各类风险因素。寄生虫综合防控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 预防

  • 监测

  • 治疗

  • 避难所

  • 生物安全与隔离检疫

  • 替代性(非药物)辅助方案

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的预防

胃肠道寄生虫感染不等于发病;事实上,从未暴露于低负荷胃肠道寄生虫的动物永远无法形成保护性免疫,一旦暴露反而面临更严重的疾病风险。因此,防控措施的核心目标是避免动物发病,而非彻底清除体内所有寄生虫。

流行病学三要素(宿主、环境、病原体)的所有相关维度,都可纳入预防方案的管控范围。可帮助动物规避临床型胃肠道寄生虫病的宿主相关措施包括:保证充足的营养(尤其是蛋白质);必要时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以支撑免疫系统功能;防控会诱发免疫抑制的常见疾病;减少各类应激刺激。针对宿主维度的优化措施可重点关注饲槽空间配置、避免饲养密度过高、管控不同社群混群行为,以及断奶、疫苗接种、剪毛等常见应激源的影响。

反刍动物对胃肠道寄生虫的抗性,以及感染寄生虫后的免疫应答能力均为可遗传性状,相关研究已在绵羊领域广泛开展。推荐的实操方案包括选育对胃肠道寄生虫负荷具备抗性的个体,以及从繁育体系中淘汰生产性能差的个体。

胃肠道寄生虫在牧场上的自由生活阶段,以及环境管理对寄生虫流行病学的影响,使得牧场管理成为有效预防疾病的关键手段。易感动物(未获得免疫的幼龄动物、妊娠动物、病弱动物等)不应被放牧到寄生虫污染风险极高的牧场中。利用胃肠道线虫的典型生活史和特征,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牧场寄生虫管理。举例如下:

  •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毛圆线虫的发育周期会缩短,种群规模快速扩张。

    1. 干预措施:降雨过后,或处于湿润温和的气候时段,将放牧动物转移出牧场。

  • 具备感染性的第三期幼虫垂直迁移距离很短,仅分布在贴近地面的牧草层中。

    1. 干预措施:仅在牧草高度超过 10 cm 的牧场开展放牧。

  • 生产型反刍动物的致病性胃肠道线虫不会跨物种感染非反刍动物,不同物种可通过轮牧协同降低牧场的寄生虫污染负荷。

    1. 干预措施:在高风险牧场采用不同物种(如马)共牧或交替放牧的模式。

  • 耐药性寄生虫可在特定药物驱虫后存活,成为驱虫后牧场内仅存的寄生虫种群,进而污染原本“洁净”的牧场。

    1. 干预措施:避免一次性对全群开展集中驱虫,且驱虫完成后不要立刻将动物转移至洁净牧场。

  • 毛圆线虫的生活史依赖牧草环境,暴露在高温、干燥或长时间直射阳光下时,无法完成完整发育周期。

    1. 干预措施:在高感染风险时段,或出现严重多重耐药性的牧场,将动物转移至硬化或干燥饲场饲养。

  • 毛圆线虫第三期幼虫的存活时长有限,具体时长由环境条件决定。

    1. 干预措施:两次放牧之间,需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让牧场休牧 3–6 个月。

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的监测

所有反刍动物的一生中都会携带一定数量的胃肠道寄生虫,但感染并不等同于发病。为避免发病,必须及时检出寄生虫负荷持续升高的个体。推荐的监测频次需结合畜群实际情况调整,不同牧场的生产指标与管理模式存在差异;理想状态下每年应开展多次监测,尤其在剪毛、疫苗接种、断奶等应激事件,以及利于牧场感染性幼虫发育的天气事件过后,必须追加监测。

体况评分和平均日增重、产奶量、活动水平等生产指标的监测成本极低。如果能做好记录,这些信息将非常有价值。个体或混合样本的粪便虫卵计数、粪便虫卵减少试验(在治疗章节详述)可作为监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类检测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会产生额外成本。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可检测奶牛场混合罐奶样中的奥斯特线虫抗体,该方法可用于畜群监测,明确感染流行率,为制定策略性驱虫方案提供依据。

评估和追踪 FAMACHA 评分(通过眼结膜苍白程度判断贫血状态的分级标准),是确定畜群中贫血相关寄生虫(尤其是血矛线虫)感染个体驱虫时机的高效工具。FAMACHA 评分将眼黏膜颜色对应到一个数值分级体系中。检测时先闭合眼睑覆盖眼球,轻轻向后按压眼球,随后翻开下眼睑暴露结膜,将其与标准评分卡比对完成分级。评分越高代表眼黏膜越苍白,提示贫血程度越重。养殖户和兽医可通过罗德岛大学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美国小反刍动物寄生虫防控联盟 (American Consortium for Small Ruminant Parasite Control, ACSRPC) 的线上培训接受 FAMACHA 评分操作培训,轻松获取标准评分卡。

尽管胃肠道寄生虫病并非贫血的唯一原因,但 FAMACHA 评分系统与小反刍动物和骆驼科动物中吸血类毛圆线虫捻转血矛线虫 (Haemonchus contortus) 所致贫血的预测具有高度相关性。基于 FAMACHA 评分、感染相对风险评估与临床检查结果,无需依赖粪便检测即可快速做出合理的即时驱虫决策。此外,可记录每只动物的 FAMACHA 评分及其他指标(如体况评分),并长期监测,以发现特定畜群的寄生虫感染季节性变化规律。

研究发现,使用 FAMACHA 评分可显著减少驱虫药用量、提高生产性能,并延缓驱虫药耐药性的产生。(1)

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的治疗

历史上,养殖户和牧场主将驱蠕虫药(驱虫药)作为畜群胃肠道寄生虫防控的核心手段,但美国及其他国家已出现大范围的严重多重耐药问题,导致驱虫失败、动物死亡率上升。由于寄生虫耐药性的演化速度远快于新型驱虫药的研发速度,因此必须严格保护现有药物的驱虫效力。

尽管驱虫药曾是胃肠道寄生虫防控的核心手段,但药物滥用引发的耐药问题,已推动寄生虫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需在适配不同畜群的个性化寄生虫综合防控方案中,调整治疗策略,更审慎地使用驱蠕虫药。驱虫药仅应用于治疗出现临床症状的感染动物,减少牧场寄生虫污染,尤其要在寄生虫生活史的关键节点精准用药。借助前文提及的各类监测工具,可精准定位发病个体与感染的寄生虫种类,制定治疗方案时充分匹配对应寄生虫的生物学特性。需采取所有可行措施,维持足够规模的寄生虫易感种群(避难所)。

胃肠道绦虫的治疗

莫尼茨绦虫 (Moniezia)与缨体绦虫 (Thysanosoma) 通常无需特殊治疗,这类绦虫基本无致病性,反刍动物在 5–6 月龄后即可建立较强的后天免疫力。在美国,芬苯达唑、奥芬达唑和阿苯达唑经批准可用于治疗牛绦虫侵染,但有一定的使用年龄限制。

胃肠道线虫的治疗

当有必要对反刍动物的寄生虫侵染开展治疗时,可选择的方案有多种。在美国,牛可选用的驱虫药类别与剂型十分丰富;但山羊和绵羊属于小宗用药动物,可用药物的选择范围更窄。所有治疗决策都需参考《食用动物残留规避数据库》 (Food Animal Residue Avoidance Databank, FARAD) 以及 1994 年《动物兽药使用澄清法案》 (Animal Medicinal Drug Use Clarification Act, AMDUCA) 的相关要求。

对状态极差的患病动物使用驱虫药可能诱发急性死亡,需提前告知养殖户这一潜在风险。驱蠕虫药的精准给药应基于每只动物的准确体重,因为剂量不足会迅速导致耐药性,而过量则可能对动物健康或养殖户经济造成损害。

美国境内已证实胃肠道线虫对所有类别的驱虫药均产生耐药性,尤其在东南部地区。因此,需在给药后通过诊断检测密切监测驱蠕虫药的效果,确认动物的临床症状完全消退。目前已不再推荐轮换驱虫方案,因为已有文献表明,该模式会助长多药耐药性的长期演变。(2, 3) 已证实存在耐药性的牧场,可采用联合驱虫方案,同时使用 2–3 种不同类别的驱虫药。若牧场已证实对某一特定药物存在耐药性,应避免使用同类别下的其他药物,这类药物的作用机制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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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咪唑类药物包括阿苯达唑、芬苯达唑、奥芬达唑和噻苯达唑。这类药物对奥斯特线虫等的滞育幼虫的驱虫活性存在差异。

芬苯达唑安全范围宽,在许多情况下其剂量和给药频率可高于标签量(兽医须遵守超说明书用药的法律、要求和限制)。芬苯达唑研究表明,多日连续给药可增强杀灭能力,因为该驱虫药的药效随药物暴露时间延长而提高。

相反,阿苯达唑安全范围窄,无论是提升给药剂量还是给药频次都无法保证用药安全。阿苯达唑过量使用会引发致畸、伴随全血细胞减少的骨髓抑制,最终导致动物死亡。给予苯并咪唑类药物前禁食,可减缓胃肠道排空速度,延长寄生虫与驱蠕虫药的接触时间,有望提升驱虫效果。苯并咪唑类药物的耐药性十分常见,耐药性一旦产生,即便牧场连续数年不使用该药物,寄生虫也无法恢复对药物的敏感性。

左旋咪唑是一种咪唑并噻唑类药物,作用靶点为乙酰胆碱受体,会同时影响寄生虫与宿主的受体,因此治疗指数窄;但该药物水溶性好,给药操作便捷。左旋咪唑对滞育幼虫几乎无驱虫活性。莫仑太尔和噻嘧啶属于四氢嘧啶类药物,安全范围比左旋咪唑宽。莫仑太尔是一种饲料添加剂,与其他经饲料投喂的驱蠕虫药一样,若动物未采食全部饲料,则可能无法摄入有效剂量。这可能导致剂量不足,并最终引发驱蠕虫药耐药性。

咪唑并噻唑或四氢嘧啶类药物中毒的体征包括典型的“SLUD”临床症状——流涎、流泪、排尿、排便——以及过度兴奋、震颤、共济失调、虚脱,最终因呼吸衰竭死亡。

大环内酯类药物包括伊维菌素、多拉菌素、莫昔克丁和依立诺克丁。这些药物对成虫、幼虫及滞育幼虫阶段均有极高的驱杀效力。

刚上市时,大环内酯类既能控制体内又能控制体外寄生虫,价格低廉且高效。由于上市后被大量用于压制性驱虫方案,如今全球胃肠道线虫对大环内酯类已普遍产生耐药性。浇泼剂可能具有长效作用,从而降低给药相关人工成本;但因药物浓度在较长时间内逐渐下降,寄生虫可能暴露于亚致死剂量,加速驱蠕虫药耐药性的产生。

所有药物均有多种剂型(口服、注射、浇泼)以适应各类管理模式。在美国境外,每个药物类别下还有若干额外药品可用,包括联合驱虫产品。某些窄谱驱蠕虫药,如水杨酰苯胺类的氯生太尔,对绵羊体内的捻转血矛线虫有优异的驱杀活性,且可在宿主体内长时间留存。有机磷类哈洛克酮经批准可用于犊牛的胃肠道线虫驱虫。

牛:特殊注意事项

胃肠道寄生虫病最常见于断奶时及之后数月的年轻肉牛,以及第一个放牧季内分群饲养的奶牛犊。牛对胃肠道线虫的免疫力建立十分缓慢,需要经过两个放牧季才能形成非清除性的保护性免疫力。在寄生虫流行区域,母牛可能持续携带低水平虫负荷,这或导致部分农场出现生产性能不达标的情况。幼畜胃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广谱驱蠕虫药结合牧场管理(如异种轮牧或易感犊牛群后续衔接免疫成年牛群的综合轮牧模式)来限制再感染。

在肉牛群中,断奶时开展驱蠕虫药驱虫很有价值,尤其当青年牛留养时——例如作为后备母牛或育肥阉牛。全程放牧育肥的牛群,应在断奶时驱虫,并在后续 12 个月内定期追加驱虫,条件允许时转移至安全牧场,以最大化提升活重增重。

当无法灵活将牛群转移至不同牧场时,策略性驱虫可减少牧场寄生虫污染,避免动物快速重复感染。也可在获批的国家使用瘤胃缓释丸剂。

在全球暖温带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南部、巴西南部、乌拉圭和阿根廷主要养牛区),青年牛从夏末至秋季接受两次或以上驱虫,以防冬春季牧场污染和感染大幅上升。在此类地区,断奶后短间隔开展 2–3 次策略性驱虫,效果可等同于冷温带区域的春季驱虫方案。然而,因暖温带地区感染性幼虫在秋季断奶后仍能于牧场存活较久,拉长驱虫间隔(如断奶时、冬季、春末各驱虫一次)的方案效果会更优。

若牧场存在 Ⅱ 型奥斯特线虫病风险,建议在预计的发病高峰前,使用对滞育幼虫有效的驱蠕虫药开展驱虫。有关特定寄生虫生活史的更多信息,见牛常见胃肠道寄生虫相关内容。

奶用动物使用驱虫药的经济合理性存在争议。其效益可证明用于初产母牛和后备用牛是合理的;但对完全舍饲的奶牛或亚临床胃肠道寄生虫感染的奶牛,使用驱虫药几乎无法提升产奶量。利用 ELISA 监测混合奶罐中奥斯特线虫抗体,可帮助制定更精准的驱虫决策。

小反刍动物:特殊注意事项

多数地区需采取特殊策略性驱虫,以应对繁殖母羊和母山羊出现的围产期免疫力下降(导致围产期虫卵排出量升高)。这类驱虫的精确时机因地区和寄生虫种而异;在温带地区,取决于母畜与仔畜是转入洁净还是污染牧场。

在洁净牧场上,携带寄生虫的母畜是虫卵的唯一来源,因此需对母畜驱虫,避免牧场被污染后幼畜继发感染。在产羔/产崽前一个月驱虫的母畜,不仅虫卵排出量会下降,生产性能也可能得到提升。在污染牧场上,母畜与仔畜都会随粪便排出虫卵(母畜的虫卵来自自身携带的虫体,幼畜的感染源自牧场中越冬的幼虫)。

绵羊和山羊比牛更易持续受到寄生虫的不良影响,寄生虫病在羊群体中更为高发。羊对寄生虫的免疫力建立十分缓慢,且通常无法形成完全的保护性免疫。羊在出生后第一年可能需要多次驱虫,充分掌握当地寄生虫流行病学规律,可确保驱虫时机精准合理。尚未证明亚临床感染的山羊和绵羊能通过驱虫获益(在日增重、饲料转化率方面),因此不推荐开展此项操作。有关特定寄生虫相关生活史的更多信息,见小反刍动物常见胃肠道寄生虫相关内容。

联合抗蠕虫治疗

同时给予两到三类全剂量驱虫药,可通过叠加效应提升驱虫效果,原理类似广谱抗生素的覆盖治疗理念。除了优化牧场管理之外,这种驱虫方案适用于已证实存在多重耐药、可选驱虫药十分有限的畜群。联合驱虫可减少耐药胃肠道线虫的存活数量,更大的寄生虫易感种群(避难所)能进一步稀释耐药基因库,甚至延缓多重耐药性的发展。联合用药后的肉或奶的休药期,需以其中休药间隔最长的药物为准执行。

抗蠕虫药相关诊断技术

大范围严重多重耐药问题的加剧,使得药效监测成为必要操作。当排除剂量不当、营养不良、快速再感染或其他非胃肠道寄生虫疾病等因素后,应怀疑耐药性。粪卵减少率试验 (FECRT) 是评估畜群内药效的主要手段。

应根据当地寄生虫流行病学,每 2–3 年在各个畜群内于预计虫卵计数最高的季节开展一次 FECRT 试验。理想做法是选取 10–15 头预期卵数较高或 FAMACHA 评分较高的幼畜,同时设置未用药对照组,排除与药物治疗无关的虫卵计数波动干扰。规模极小的畜群,FECRT 结果应谨慎解读,因小群体中个别个体的虫卵数据会对整体结果产生极大偏差影响。

需在给予驱蠕虫药当日做粪卵计数 (FEC);之后在给药后 10–14 天,对同一个体开展第二次计数。给药前与给药后采样的间隔时长至关重要,可避免后续新感染的寄生虫种群干扰药效判断结果。粪卵减少率计算如下:%FECR =([给药前 FEC − 给药后 FEC] / 给药前 FEC)× 100。

可参考世界兽医寄生虫学促进协会发布的关于 FECRT 使用的最新指南。长期跟踪 FECRT 的变化趋势,可帮助制定更科学合理的驱虫用药决策。

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的避难所

能形成更大保护性避难所的做法包括:靶向选择性驱虫、选择性不驱虫,或在高风险时段开展全群靶向驱虫。寄生虫在畜群内并非均匀分布。大部分寄生虫 (75%–80%) 常集中于小部分 (20%–25%) 动物体内,这些动物是牧场寄生虫虫卵污染的最主要来源。若借 FAMACHA 评分、体况评分、生产指标和/或粪便检测识别出这些动物,靶向治疗可消除这一主要污染源,而无须全群给药。

  • 在靶向选择性驱虫操作中,仅对驱虫可获得明确收益的动物给药,包括出现发病症状或生产性能指标下降的个体。

  • 在选择性不驱虫操作中,刻意不对畜群中无需驱虫的部分个体给药。

  • 全群靶向驱虫可基于监测和诊断(流行病学因素、放牧史、畜群现存线虫种),针对特定高风险时段优化执行方案。举例来说,积累数年的监测数据可帮助繁育牛场将驱虫方案优化为每年两次。

不同牧场的管理体系差异会让某一种方案更具可操作性,但这三种方案都能扩大寄生虫避难所规模,延缓耐药性的发展。

导致避难所缩小及耐药性加速的做法包括:压制性驱虫、轮换驱虫,以及驱虫后立即将动物转移至洁净(休牧)牧场。这类操作目前已不再可接受。

携带胃肠道寄生虫的反刍动物的生物安全与隔离检疫

出现贫血、腹泻、虚弱、精神沉郁的动物应与畜群分离,以便治疗饲养、避免同群欺压,同时尽可能减少畜群内的环境污染。标准生物安全措施,比如最后饲喂患病动物、避免共用设备,可有效防止交叉污染。

新引入畜群的动物或经过长途运输的动物,需在不接触原有畜群的圈舍或干燥饲场中隔离检疫 3–4 周。因多数毛圆线虫在此期间开始产卵,可经粪便检测发现感染,在混入原有畜群前完成驱虫治疗。抗性寄生虫可能随引种意外传入牧场,因此需通过 FECRT 确认驱虫药的实际药效。若检测出耐药性,可能需两到三类药物联合驱虫。

反刍动物胃肠道寄生虫治疗的替代性(非药物)辅助方案

反刍动物有多种多样的非药物控制措施,可作为寄生虫综合防控方案的辅助手段。牧场管理的手段包括休牧让感染性三期幼虫自然消亡、管控牧草高度、实施多物种混合放牧。

日粮中充足的蛋白质可提升反刍动物抵抗临床寄生虫病的能力,强化机体针对寄生虫侵袭的免疫应答水平。投喂氧化铜丝丸剂已被证实可降低绵羊和山羊体内的捻转血矛线虫虫荷,但需格外注意避免这类易感动物发生铜中毒。在饲料中添加富含缩合单宁的牧草、捕线虫真菌(杜丁顿氏菌,Duddingtonia flagrans),也可降低动物体内虫荷与粪便虫卵数,但这类物质需要持续投喂才能发挥效果。

澳大利亚和巴西已开展相关研究,用新型寄生虫蛋白免疫小反刍动物和骆驼科动物以激发保护性免疫应答4, 5,若后续获得审批,该方案在美国也将成为可行的防控手段。

参考文献

  1. Greer AW, Van Wyk JA, Hamie JC, Byaruhanga C, Kenyon F. Refugia-Based Strategies for Parasite Control in Livestock.Vet Clin North Am Food Anim Pract.2020;36(1):31–43. doi:10.1016/j.cvfa.2019.11.003.PMID:32029187

  2. Zajac AM, Garza J. Biology,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of Gastrointestinal Nematodes of Small Ruminants.Vet Clin North Am Food Anim Pract.2020;36(1):73–87. doi:10.1016/j.cvfa.2019.12.005.PMID:32029190

  3. Kaplan RM.Biology, Epidemiology,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nthelmintic Resistance in Gastrointestinal Nematodes of Livestock.Vet Clin North Am Food Anim Pract.2020;36(1):17–30. doi:10.1016/j.cvfa.2019.12.001.PMID:32029182

  4. VanHoy G, Carman M, Habing G, et al. Safety and serologic response to a Haemonchus contortus vaccine in alpacas.Vet Parasitol.2018;252:180–186. doi:10.1016/j.vetpar.2018.02.014.Epub 2018 Feb 9.PMID:29559145

  5. Adduci I, Sajovitz F, Hinney B, et al. Haemonchosis in Sheep and Goats, Control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against Haemonchus contortus.Animals (Basel).2022;12(18):2339. doi:10.3390/ani12182339.PMID:36139199; PMCID:PMC94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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