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相关的肝毒性
尽管许多药物与肝功能障碍相关，但其对肝脏病理的影响取决于肝损伤的发病机制以及代谢或循环紊乱所在的肝腺泡区域。
小动物抗惊厥药与肝毒性
许多抗惊厥药可导致动物出现肝毒性。扑米酮、苯妥英、苯巴比妥和唑尼沙胺均可能引发特异性急性暴发性肝衰竭；其中前三种药物还可能导致慢性肝炎或胆汁淤积性肝病。
长期使用苯巴比妥还可导致弥漫性进展性退化性空泡性肝病 (VH)，其特征为增生灶周围可见退化性空泡性肝病病灶形成的边缘带，呈虫蛀样外观。这可能会转变为伴有或不伴有皮肤受累的肝皮症候群（也称为坏死性游走性红斑、浅表性表皮坏死或肝皮综合征），其典型特征是血浆氨基酸严重耗竭和肾氨基酸尿症，伴有大量的赖氨酸和脯氨酸从肾脏流失。作为细胞色素P450酶诱导剂，苯巴比妥可能也会通过增加活性代谢物的合成来加剧肝毒性。
小动物中的糖皮质激素与肝毒性
糖皮质激素治疗可导致犬（有时也包括猫）发生弥漫性糖原样空泡性肝病（VH；类固醇性肝病）。这通常是一个良性且可逆的过程。在犬只接触糖皮质激素后仅 2 天，碱性磷酸酶 (ALP) 活性就会升高，ALT 活性也会在较小程度上升高，并在停药后数周内逐渐恢复正常。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会导致犬出现严重的弥漫性退化性 VH ，可能伴有严重的肝肿大、黄疸、结节性肝病，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腹水。糖皮质激素治疗还可能诱发食欲不振的猫发生肝脂质沉积症，尤其是体况过佳且食欲减退的患猫。
小动物化疗药物与肝毒性
在人类中，肝毒性可表现为与剂量相关的反应（与影响硫唑嘌呤［AZA］代谢的个体药物遗传学差异有关），也可表现为特异质性反应。AZA 是一种嘌呤类似物，通过谷胱甘肽 (GSH) 和其他含巯基化合物的还原作用代谢为 6-巯基嘌呤 (6-MP)；随后，6-MP 经酶促转化生成 6-硫尿酸、6-甲基巯基嘌呤和 6-硫鸟嘌呤。6-巯基嘌呤（6-MP）嵌入 DNA 后，可阻断嘌呤从头合成途径。
肝损伤与继发于 GSH 耗竭的氧化应激（GSH 用于将 AZA 转化为 6-MP，或中和其他代谢反应产生的活性氧［ROS］）以及线粒体损伤有关，而线粒体损伤可进一步导致 ATP 丧失和细胞坏死。在啮齿类动物模型中，N-乙酰半胱氨酸（GSH前体）和血管内活性氧（ROS）清除剂可预防硫唑嘌呤引起的肝毒性。
硫唑嘌呤对犬只很少具有肝毒性，但由于猫对药物的耐受性较低，因此不建议给猫使用。在一项针对接受硫唑嘌呤治疗犬只的回顾性研究中，34 只犬中有 5 只 15% 于首次治疗后 3～23 天内出现肝毒性的生化证据（即 ALT 活性升高至基线值的 2 倍以上）。所有犬只均表现为混合型肝毒性，即兼具肝细胞性（ALT 活性中位数为基线值的 9 倍）和胆汁淤积性（ALP 活性中位数为基线值的 8 倍）改变。所有犬只均未出现黄疸、提示肝功能衰竭的生化异常或腹水，且无死亡病例。推定肝毒性在停药或减少剂量后趋于稳定并消退。未对任何肝活检标本进行评估。
根据大量啮齿类动物实验研究，对于出现硫唑嘌呤 AZA 肝毒性的犬只，应停用该药并改用其他免疫调节药物，或暂停用药一段时间后，以较低剂量重新开始 AZA 治疗。此外，若犬只住院治疗，应静脉注射谷胱甘肽供体 N-乙酰半胱氨酸；若能耐受口服药物，则应给予生物利用度高的 S-腺苷-L-蛋氨酸 (SAMe)。目前尚不清楚使用 SAMe 产品进行预防性治疗能否避免硫唑嘌呤 AZA 引起肝毒性的可能性。
洛莫司汀（CCNU）是一种亚硝基脲类化疗药物，主要用于犬只。延迟性进展性肝毒性是犬的主要剂量限制性不良反应。肝毒性具有特异性，与剂量相关，且不可逆，会导致门管区和肝细胞损伤逐渐加重，最终导致肝硬化、腹水和肝功能衰竭。据估计，接受洛莫司汀治疗的犬只中，高达 6% 的患犬会出现严重肝损伤。
洛莫司汀单次给药后的持续性毒性作用，最初已通过啮齿类动物的时间-死亡率曲线及健康犬研究得到证实，其特征为肝酶活性（ ALT 、碱性磷酸酶［ALP］、γ-谷氨酰转移酶［GGT］）持续升高数周。延迟性肝毒性最早可于给药后 2 周显现，但通常发生得更晚（即给药后 11 周或更久）。
洛莫司汀（CCNU）会发生快速的自发分解和微粒体酶代谢，产生氯乙基基团（保留烷基化活性）和环己基异氰酸酯（可使蛋白质中的氨基发生氨基甲酰化）。药理学研究显示了高浓度洛莫司汀（CCNU）降解产物在血浆中的滞留时间较长，最终通过肾脏和胆汁排出体外。这种长期暴露可能促成延迟性肝毒性的发生。
循环中持续存在较高浓度的降解产物，可能与代谢物与血浆蛋白结合或肠肝循环有关。鉴于其对肝毒性的亲和性，后一种可能性更可能成立。实验研究表明，P450 酶诱导（如苯巴比妥）具有保护作用，可能通过增强代谢解毒及促进有害代谢物清除而发挥作用。然而，该诱导作用尚未在犬类中进行评估，其对洛莫司汀（CCNU）化疗效果的影响尚不明确。
洛莫司汀（CCNU）的代谢物具有亲电性，可攻击 DNA 上的亲核位点并形成烷基化产物，进而影响基因转录反应。据推测，异氰酸酯代谢物可能会使肝细胞和胆管细胞的微管蛋白发生氨基甲酰化，从而分别干扰细胞分裂和胆汁分泌。氧化性细胞损伤也可能参与其中。据报道，对犬只进行生物利用度高的 SAMe 与低剂量水飞蓟素（水飞蓟提取物）的联合预处理，可部分预防洛莫司汀 (CCNU) 引起的肝毒性（基于肝酶活性）。
然而，由于疑似肝毒性犬只未接受肝活检、研究未说明检测洛莫司汀 (CCNU) 延迟性毒性的检测间隔，且未接受营养补充剂组 (n = 25) 中包含了 7 只拉布拉多猎犬中的 6 只，因此该研究结果的解读较为复杂。这些担忧主要包括：缺乏作为明确肝损伤性质金标准的肝活检；可能在给药后数周至数月内出现的潜在肝损伤未被充分发现；以及拉布拉多猎犬对铜相关性肝病具有易感性，而这可能放大任何原因所致的肝损伤。
小动物抗寄生虫药物与肝毒性
硫胂胺（Thiacetarsamide）是一种抗寄生虫药，此前曾用作杀成虫药治疗心丝虫病，其含有的砷成分会引起肝毒性。目前首选的心丝虫成虫杀灭剂——美拉索明（同样含砷）尚未发现会引起肝毒性。硫胂胺在部分犬只中导致了肝毒性，使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活性升高，部分犬只还出现了黄疸。首次给药后肝酶活性升高被视为暂停治疗的指征；此后，肝损伤逐渐消退。
在哺乳动物体内，肝脏是砷生物活化和解毒的主要场所，涉及一系列氧化甲基化和还原步骤。该过程会产生有害的活性氧（ROS），导致肝脏抗氧化能力急剧下降。理论上，在血浆肝酶下降前停止砷剂暴露，可诱导保护性抗氧化酶上调并促进 GSH 恢复。从理论上讲，使用硫胂胺时，如果初始剂量引发了 ALT 活性的显著升高，则应暂停治疗，待酶活性下降后再重新开始，从而在后续治疗方案中提供更强的抗氧化保护。
甲苯咪唑（5-苯甲酰-2-苯并咪唑胺甲酸甲酯）是一种驱虫药，30年前曾在犬类中短期广泛使用。该药物在少数犬只身上引发了特异性肝毒性，导致致命的肝坏死或慢性肝炎。30 年前同样广泛使用的犬用奥苯达唑-乙胺嗪，在长期给药后也与部分犬发生肝毒性相关，表现为 ALT 和 ALP 活性升高、高胆红素血症、门周性肝炎以及进展性纤维化。观察到杜宾犬对此具有易感性。停药后，许多（但并非所有）犬只的进展性损伤和临床症状均已消退。在部分犬只中，特异性肝毒性导致了死亡。
小动物非甾体类抗炎药与肝毒性
许多非甾体类抗炎药（ NSAID）属于线粒体毒素，已观察到卡洛芬、地拉考昔、依托度酸、骨克疼、美洛昔康及布洛芬可引发特异质性肝毒性，其发生频率依次降低。据报道，卡洛芬会诱发某些犬（尤其是拉布拉多猎犬）出现特异性肝坏死。如果能及早发现与非甾体抗炎药（NSAID）相关的肝毒性并停药，受影响的犬只可能完全康复。
据推测，同时发生的肝脏铜蓄积会加剧非甾体抗炎药（NSAID）相关的肝毒性。药物相关损伤由毒性氧化代谢物（由中心小叶肝细胞通过细胞色素P450代谢形成）引发，并因局部共存的铜蓄积的氧化影响而加剧。在急性摄入毒性剂量的卡洛芬的情况下，活性炭在降低实际总剂量方面与催吐同样有效。此外，有证据表明，考来烯胺可促进布洛芬的清除。
一项针对非甾体抗炎药（NSAID）双氯芬酸在犬中所致肝毒性的广泛研究，阐明了导致免疫过敏性慢性肝炎的直接和间接机制；此类慢性肝炎通常不伴明显肝酶活性升高、肝衰竭证据或黄疸。诱发的肝脏超敏反应表现为微泡性脂质空泡化、糖原耗竭及肝细胞凋亡加速，提示存在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巨噬细胞活化、肥大细胞增多、补体激活，以及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应答的异常调控，进而导致化脓性肉芽肿性浸润。与肝细胞加速凋亡相关的毒性，即使未出现酶活性升高或高胆红素血症，也可能造成肝细胞丢失。
小动物麻醉药与肝毒性
虽然不常见，但氟烷和甲氧氟烷都可能引发肝毒性。其发病机制在人类中被归类为免疫致敏反应。犬类出现肝毒性的情况较为罕见，仅在这些麻醉药曾被更广泛使用时有过零星报道。据观察，易感动物若长期或反复接触该药物，会发展为坏死性肝病。
丙泊酚输注可损害长链脂肪酸的线粒体氧化及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并已报道可在部分人群中引发乳酸性酸中毒（如接受丙泊酚持续输注 ≥48 小时的婴儿和成人）。丙泊酚可抑制电子传递链中复合体 II 的辅酶 Q 及复合体 IV 的细胞色素 C，进而导致 ATP 生成障碍和氧化损伤。受影响动物可出现肝肿大以及肌肉和心脏受累；肝脏变化表现为被动性充血及弥漫性肝细胞微泡性脂质空泡化。
患有肝脂质沉积症 (HL) 的猫可能会对丙泊酚产生不良反应，该综合征本身已因脂肪酸氧化和肝脏甘油三酯外排失衡、GSH 氧化还原失衡以及乳酸酸中毒而变得复杂。在某些患有 HL 的猫身上，使用丙泊酚会导致长期镇静和海因茨小体溶血，从而引发需要输血的贫血。通常给药后6～12小时才会出现溶血和贫血。该不良反应会加重患猫的黄疸和临床状况。
已知对无既往肝病史的个体（人类和犬只）反复给药丙泊酚也会引发海因茨小体溶血。
小动物木糖醇与肝毒性
木糖醇是一种常用于人类食品中的人工甜味剂，对犬类可能具有固有肝毒性；即使摄入小剂量，也可能导致难治性低血糖和致命性肝衰竭。在肝酶活性升高之前，毒性就可能导致死亡。然而，有证据表明个体对该毒素的反应范围差异较大。
木糖醇是一种五羟基糖醇，其甜度指数与蔗糖相似。它对犬类的毒性极强，仅0.1g/kg的剂量就足以导致某些狗出现临床低血糖和肝坏死。虽然木糖醇似乎对犬类来说是一种内在的肝毒素，但个体耐受性差异很大。部分摄入毒性剂量木糖醇的犬只仅表现为持续数日且可自限的非危重疾病；但在其后因其他疾病接受手术时所采集的肝活检中，可见肝细胞胞质内弥漫性脂褐素沉积，提示存在弥漫性氧化损伤。
2018年对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动物中毒控制中心（APCC）产品数据库的检索显示，含有木糖醇的产品超过1,900种。其中包括：
多种维生素（包括咀嚼片、复合维生素片和软糖型维生素）
营养补充剂（例如辅酶 Q10、5-羟基色氨酸 (5-HTP)、咖啡因、欧米伽-3 鱼油、褪黑素）
多种人类食品（例如：巧克力、烘焙食品、布丁、糖浆、果酱、果冻、花生酱、冰淇淋、营养/代餐棒、饮品粉）
各种用于抑制细菌滋生的牙科及其他卫生产品（例如：牙膏、婴儿牙巾和湿巾、口腔含片、保湿口腔喷雾和凝胶、漱口水、去角质面部湿巾、个人润滑剂、除臭剂、防晒霜和晚霜）
各类医药产品（例如：尼古丁口香糖、口服药物混悬液、感冒药、舌下片、鼻喷雾剂（包括阿立哌唑速溶片）、巴赫花精以及口服加巴喷丁溶液）
木糖醇在产品标签上可能使用多种同义词，包括木糖、桦树糖和桦树皮提取物。
犬类药代动力学研究表明，木糖醇在给药后 30 分钟内即可达到血浆峰浓度，且主要在肝脏中代谢（70%～80%）。在肝细胞中，木糖醇被氧化为D-木酮糖（D-xylulose），随后被磷酸化为戊糖磷酸途径中的一个中间产物。进一步转化为甘油醛-3-磷酸或果糖-6-磷酸，最终生成葡萄糖、糖原或乳酸。
在犬类中，木糖醇会引发显著的剂量相关促胰岛素分泌作用（与等量葡萄糖相比，胰岛素释放量增加 2.5～7.0 倍）。一项研究表明，它能直接刺激胰岛β细胞。这种促胰岛素分泌作用会引发严重的临床低血糖。
中毒犬可出现呕吐、震颤、嗜睡、虚弱、虚脱及腹部压痛。
对临床受影响犬只的初步临床病理评估显示，血清 ALT 活性急剧升高（超过参考上限的 10 倍），并伴有显著的低血糖、低钾血症和低磷血症。最初显著升高的 ALT 活性可在 3～4 天内逐渐下降，而 ALP 活性可能出现轻度升高。在严重肝毒症发作后的 2 天内，可能会出现凝血功能障碍，同时伴有逐渐出现的轻度高胆红素血症（反映了坏死肝细胞中血红素的释放，以及可能因全身性谷胱甘肽耗竭和低磷血症导致的红细胞溶血）。
犬木糖醇中毒相关的组织病理学改变包括小叶中央和中带肝细胞坏死，导致实质塌陷以及门管区周围肝细胞气球样变。肝细胞内可见胞浆脂褐素积聚，反映了氧化损伤。
对于明确摄入木糖醇的犬只，若尚未开始呕吐且催吐操作被认为安全（犬未呈卧位或虚脱），初始处理应包括催吐。通过注射（0.03 mg/kg，静脉注射，或 0.04 mg/kg，肌肉注射）或结膜下给药（将 6 mg 片剂的四分之一碾碎，待呕吐开始后用大量液体冲洗）给予阿朴吗啡以诱导呕吐。过度镇静可用纳洛酮逆转。
或者，可通过口服 3% 活性过氧化氢（1～2.2 mL/kg，总剂量不超过 45 mL）诱导呕吐；剂量可重复给药一次（否则可能会导致胃部刺激/溃疡）。必须检查呕吐物中是否含有木糖醇产品，以评估去污效果。若在摄入 100% 木糖醇产品 30 分钟后才就诊，由于木糖醇吸收迅速，可能难以去除木糖醇残留。与严重低血糖相关的虚弱会使动物面临吸入性肺炎的风险。由于木糖醇吸收迅速，且木糖醇与该吸附剂结合能力较差，因此不建议使用活性炭。
通过支持性液体治疗、谨慎补充葡萄糖以维持正常血糖，并纠正钾和磷浓度，通常可获得良好恢复。补液时应补充水溶性维生素。每 8 小时给予一次静脉 N-乙酰半胱氨酸，以恒速输注 (CRI) 方式在 20 分钟内完成；当动物可耐受口服药物后，可开始给予生物利用度较高的口服 SAMe（20～40 mg/kg，空腹）。应向所有临床受影响的犬只补充维生素 K1（0.5～1 mg/kg，皮下或肌内注射，每12小时一次，共3剂）；新鲜冷冻血浆输注仅限于经证实存在凝血功能障碍的犬只。
马罗匹坦（1 mg/kg，口服或皮下注射，每 24 小时一次）或昂丹司琼用于控制恶心和呕吐。在肝损伤的急性期，为防止肠道细菌易位导致的细菌全身播散，应预防性静脉注射抗菌药物。在此期间，枯否细胞的功能可能因肝窦隙灌注改变（实质塌陷）而受损，并因吞噬坏死肝细胞产生的大量细胞碎片而负荷过重。
由于存在延迟性低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接触口香糖的情况下），犬只在已知摄入木糖醇后应住院观察至少 12～24 小时。若能及早去除木糖醇残留并有效控制低血糖，预后通常良好。ALT 急性升高的犬只应住院治疗，进行静脉输液和支持治疗，随后需持续监测是否出现凝血功能障碍，直至 ALT 活性显示下降。
在六只猫中，通过分别给予 100、500 和 1000 mg/kg 的递增木糖醇剂量进行试验，以评估木糖醇对猫的潜在肝毒性。未观察到低血糖或肝毒性。
小动物对乙酰氨基酚与肝毒性
对乙酰氨基酚（N-乙酰对氨基酚，或称 APAP）可能导致犬只或猫发生急性暴发性肝衰竭 (FHF) 或血液毒性（化学诱导的血液毒性作用）。在对 APAP 中毒的临床病例中，血液毒性最为常见。
接触对 APAP 后，母体药物会迅速通过葡萄糖醛酸或硫酸结合进行解毒，生成水溶性产物，并通过肾脏排出。然而，根据剂量暴露情况，部分对 APAP 也会被肝脏细胞色素 P450 迅速氧化，生成氧化加合物 N-乙酰对苯醌亚胺 (NAPQI)。在低剂量暴露情况下，NAPQI 主要通过与 GSH 结合完成解毒，并形成水溶性的半胱氨酸或巯基尿酸结合物。
当暴露于毒性剂量的对 APAP 时，由于葡萄糖醛酸转移酶和硫酸转移酶（结合酶）趋于饱和，氧化代谢产物 NAPQI 会逐渐积累，直至超过 GSH 的解毒储备。NAPQI 积累后，可与蛋白质大分子（如细胞膜和酶中的巯基）形成共价键，从而导致肝细胞、细胞器（尤其是线粒体）及核膜发生氧化损伤，并最终引起细胞坏死。血液毒性所致死亡被归因于对氨基酚 (PAP) 的积累；而在正常情况下，对氨基酚仅是对 APAP 的一种微量代谢产物。即使在单次高剂量暴露于对 APAP 后未见肝毒性证据，这种情况仍可能发生。
在猫中，单次口服剂量达 95～150 mg/kg 即可能引发对 PAP 毒性，其特点是发病迅速（4～6 小时内），并出现呼吸急促（呼吸窘迫）、发绀和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随后在 24～72 小时内可出现厌食和嗜睡，并可能导致死亡。这些动物可通过静脉给予 NAC、输注浓缩红细胞、补充维生素 C，以及口服生物利用度较高的 SAMe 进行救治。
在犬类中，只有当对 APAP 血浆浓度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 ≥ 140 mcg/mL 持续 20 小时）时，才会诱发肝毒性。实验研究表明，单次以 500 mg/kg 剂量通过 90 分钟的持续静脉输注 (CRI) 给药，或反复皮下给药（即负荷剂量 750 mg/kg，皮下给药，随后在 9 小时和 24 小时分别皮下给药 200 mg/kg），均会导致犬类出现肝毒性。否则，单次给予高达 1,600 mg/kg 的剂量可引发致命性血液毒性，并造成微血管、心脏和肾脏损伤。犬类的肝毒性通常仅见于反复高剂量药物暴露后，或因胃肠道转运延迟导致大量药片被缓慢吸收后。
在犬类中，肝毒性的特征是在接触药物后24小时内出现病症，包括厌食、呕吐和腹泻。随后病情在 36～48 小时内逐渐恶化，出现高氨血症及神经系统症状，并可在 72 小时内进展至昏迷甚至死亡。在暴露于肝毒性药物后 48 小时内，可见 ALT 活性极度升高（>500× 基线值），同时伴有总胆红素轻度升高、胆固醇、白蛋白及血尿素氮浓度显著下降、明显高氨血症，以及凝血功能障碍（凝血因子合成受损）。临床表现及临床病理学异常与暴发性肝衰竭（FLF）的发生相吻合，并经组织学检查证实。
在肝毒症后存活的犬只中，可观察到 ALT 活性升高幅度较小（约为基线值的 15 倍）。这些动物还会出现高氨血症，并表现出与肝脏合成功能衰竭相符的临床病理学异常，但其程度通常较轻。肝毒性的组织学特征表现为以小叶中央区受累为主，这反映了该区域细胞色素 P450 氧化酶活性最为活跃，因此易发生 N-乙酰对苯醌亚胺（NAPQI）积累。损伤可导致从小叶中央区延伸至全小叶范围的肝细胞坏死，并在实质塌陷区域出现严重的局部充血。
预先暴露于苯巴比妥或其类似物硫喷妥钠等 P450 诱导剂，可因加速对 PAP 的形成（即对 APAP 在肝微粒体酶中的脱乙酰化）而诱发严重的对 APAP 相关血液毒性。药物代谢加速会消耗体内的 GSH 储备，进而增加氧化损伤的风险。事实上，犬对 APAP 中毒表现出明显的高易感性，普遍认为是因其肝脏 GSH 浓度远低于其他物种（如啮齿类、人类、猫）。而猫对致命性血液毒性的高发倾向，则反映了其葡萄糖醛酸结合能力有限、硫酸结合途径极易耗竭，最终造成 GSH 耗竭。
犬和猫是目前已知仅有的、因 PAP 蓄积而导致 APAP 中毒引发血液毒性的物种，其临床特征包括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表现为明显的发绀、血液和尿液呈棕褐色）、海因茨小体相关性溶血以及贫血。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和贫血会严重损害氧气运输功能，破坏微血管，并引发急性的面部肿胀。
除犬、猫以外的其他物种，PAP 主要通过 GSH 结合和 N-乙酰化途径被清除（该过程由 N-乙酰转移酶-1 [NAT-1] 和 N-乙酰转移酶-2 [NAT-2] 两种酶协同调控）。然而，猫仅拥有 NAT-1，犬则完全没有 NAT 酶。因此，在发生 APAP 毒性暴露时，PAP 会在犬猫体内蓄积并导致血液毒性。此外，有证据表明，犬和猫红细胞中的高铁血红蛋白还原酶活性也相对较差，这使得这两类动物更容易发生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抗真菌药物与小动物肝脏毒性
犬使用酮康唑引发的肝毒性，可能演变为缓慢的慢性亚临床损伤、急性暴发性肝衰竭、持续性慢性肝炎，或慢性化脓性肉芽肿性肝炎。在许多犬中，停药后肝细胞损伤会逐渐减轻，但在肝脏中央区和门管区会留下密集的富含脂褐素的巨噬细胞聚集，这些代表了被吞噬清除的坏死肝细胞残骸。酮康唑中毒被认为反映了活性药物加合物（N-脱乙酰基酮康唑 [DAK]）的蓄积，该加合物会造成氧化损伤，并引发与剂量和浓度相关的肝细胞 ALT 释放。这种细胞损伤与酮康唑代谢物和大分子之间的共价结合有关，从而导致肝细胞内 GSH 耗竭。
在实验条件下，DAK 的蓄积会耗竭肝细胞和线粒体的 ATP，造成氧化性膜损伤，引发线粒体介导的肝细胞损伤，并破坏线粒体 DNA。后一种损伤是肝毒性发病机制中极为严重的一环，因为线粒体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核蛋白修复机制。此外，伊曲康唑也极少被报道与肝毒性有关，在既往受损区域可观察到残留的脂褐素色素。停药后，这种肝脏毒性通常会消退。
对于出现化脓性肉芽肿性损伤模式的犬，即使停药，其损伤仍可能出现进行性恶化。少数因酮康唑诱发慢性肝炎的犬，在停药后接受免疫调节治疗，并辅以高生物利用度的 S-腺苷蛋氨酸（SAMe）、低剂量维生素 E、多烯磷脂酰胆碱和熊去氧胆酸后，病情有所改善。
由于酮康唑是细胞色素 P450 酶的强效抑制剂，将其与其他经这些酶代谢的药物联用，可能导致有毒的原形药物或代谢加合物在体内蓄积并造成损伤。一个典型的有害药物组合是酮康唑与秋水仙碱联用，这会导致犬出现食欲不振、呕吐、血性腹泻、肌肉疼痛和虚弱，并伴有黄疸。实验室检查可记录到 ALT、AST、ALP 和肌酸激酶活性升高。肝脏活检显示存在毛细胆管淤胆、肝细胞环形核分裂和有丝分裂中期停滞（反映了秋水仙碱对纺锤体纤维的影响），以及罕见的肝细胞坏死或凋亡和弥漫性脂褐素色素蓄积（这可能反映了酮康唑介导的氧化应激）。
上述诊断结果符合一过性坏死性肌病、急性肝毒性和胃肠道毒性，伴有酮康唑引起的短暂性皮质醇抑制。停药并给予熊去氧胆酸、高生物利用度的 SAMe 和低剂量泼尼松龙治疗后，犬在 2 周多的时间里逐渐恢复。考来烯胺可能有助于清除正在进行肠肝循环的酮康唑，应考虑对出现急性严重毒性的犬使用。
在犬中，特比萘芬引发的肝毒性极少有组织学特征描述。有犬在接受治疗 2 周后 ALT 活性出现显著的急性升高（> 3,000 U/L），这与中度小叶中央肝细胞坏死、小叶中央实质塌陷以及肝细胞内弥漫性胞质脂褐素蓄积（反映了氧化性膜损伤）有关。在疑似肝毒性发生后不久采集的活检样本中，观察到了轻度淋巴细胞-浆细胞性中央及小叶性肝炎。停药后临床症状消退。
在猫中，灰黄霉素可诱发食欲不振、嗜睡、高胆红素血症和 ALT 活性升高。其明显的肝毒性可能反映了亚铁螯合酶活性的抑制，因为灰黄霉素是亚铁螯合酶的一种特征明确的自杀性底物。灰黄霉素还被公认可作为获得性红细胞原卟啉症的模型，并能暴露出此前未被识别的卟啉症综合征。停药后，其肝毒性作用通常会消退。组织学病变的特征是存在明显的胆栓，这可能代表不溶性的原卟啉色素沉积。
苯二氮卓类药物与小动物肝毒性
已有文献证实，口服或肠胃外途径给予苯二氮卓类药物均可引发肝毒性。猫发生特异质性地西泮肝毒性时，会导致暴发性肝衰竭，其病理特征为全小叶坏死，且仅有向胆管细胞分化的祖细胞得以保留（即出现胆管反应）。奥沙西泮和阿普唑仑也可观察到类似的毒性作用。
与苯二氮卓类药物相关的肝毒性，通常在仅经过数次治疗后就会呈超急性发作。出现地西泮肝毒性的猫，最常见的情况是因行为矫正而用药或用于猫下泌尿道疾病的治疗。
遗憾的是，特异质性苯二氮卓类药物肝毒性通常是致命的。主动监测肝脏酶学指标可以在不良反应发生的早期阶段将其识别出来，从而能够立即停药并给予积极的对症支持治疗（包括血液成分疗法、液体与电解质稳态维持，以及使用抗生素预防细菌易位感染）。考虑到肝实质塌陷的严重程度、肝窦隙灌注异常以及极度坏死伴随肝窦隙细胞碎屑的蓄积，推测其发病机制中可能涉及 Kupffer 细胞功能障碍。
小动物其他药物相关性肝毒性
在犬中，甲氧苄啶-磺胺嘧啶可引发特异质性肝毒性，其发病机制可能涉及免疫介导。此外，犬作为一个物种，无法快速对磺胺类药物的代谢产物进行解毒，这很可能使得更多的犬容易发生不良反应。文献已记录了可逆性的淤胆性肝病，以及急性/亚急性的大面积致死性肝坏死。在某些病例中，仅按常规标准剂量给药数次就会引发毒性。
达那唑（一种空间位阻雄激素）具有肝毒性，可导致犬出现特异质性的可逆性黄疸。雄激素类同化制剂可能会诱发厌食猫或喂食低蛋白饮食猫的肝脏脂质沉积症。雄激素类同化制剂还会增加肝细胞癌的风险。
包括多西环素在内的四环素类药物极少引起犬和猫的特异质性肝坏死。然而，任何四环素类药物都可能会增加肝细胞脂质蓄积的风险。
猫在使用甲巯咪唑控制甲状腺功能亢进时，可能会出现特异质性或免疫介导的肝毒性，伴随食欲不振、黄疸以及 ALT 和 AST 活性升高。其肝脏病变的特征是肝细胞变性与坏死。停药后，损伤通常会消退。
米托坦引起的肝毒性并不常见，通常在治疗的前 1-4 周内出现。
临床症状表现为 ALP 活性极度升高，同时 ALT 和 GGT 活性显著增加，总胆红素正常或呈不同程度的升高。
通常在停药后即可恢复。
环境或食物源性肝毒素
在犬中记录到的其他特定肝毒素包括：食物来源的黄曲霉毒素、鹅膏 (Amanita) 衍生的毒素（鹅膏蕈碱）、蓝绿藻（微囊藻毒素）、苏铁相关毒素（如西米棕榈/苏铁中的苏铁苷）和 β-甲氨基-L-丙氨酸（一种具有神经毒性的氨基酸）、生产标准较低的国家/地区生产的肉干零食或生皮制品、精油外用制剂，甚至包括含有精油的脉冲式喷雾型空气清新剂。
小动物黄曲霉毒素中毒性肝毒性
黄曲霉毒素是一种强效的肝毒性和致肝癌物质，主要由曲霉菌属 (Aspergillus) 的真菌菌株产生。这类真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因此黄曲霉毒素中毒始终存在潜在风险。食物被黄曲霉毒素污染可能发生在田间种植阶段，也可能发生在收获后的储存或加工过程。尽管黄曲霉毒素有多种类型，但黄曲霉毒素 B1（AFB1）是最常见且毒性最强的肝毒素。它在宿主肝细胞对其进行生物激活之前，一直处于惰性状态。
黄曲霉毒素中毒性肝损伤具有剂量依赖性，主要由细胞色素 P450 催化生成的亲电性和芳基化代谢物引起。AFB1 最具毒性的产物（8,9-环氧化物）在肝细胞内数分钟内即可形成，使 GSH 的解毒作用不堪重负。随之而来的 GSH 耗竭会加剧肝脏损伤，使肝脏更容易遭受氧化损伤。
根据摄入 AFB1 的剂量，黄曲霉毒素中毒可表现为超急性综合征或慢性肝损伤。蓄积的 AFB1 8,9-环氧化物通过与细胞和细胞器蛋白（结构蛋白、酶和核蛋白）发生不可逆的共价结合，造成肝脏损伤。
与细胞内大分子、线粒体大分子、DNA 和 RNA 的结合，会损害基因转录（即损害 RNA 聚合酶功能）、DNA 复制与修复、肝脏蛋白质合成以及细胞能量生成。线粒体毒性会损害脂肪酸氧化和电子传递链，并启动直接和间接的细胞凋亡途径。尽管在多个物种中已证实黄曲霉毒素具有致肝癌作用，但迄今为止在犬中尚未发现。在人类中，肝细胞癌与肿瘤抑制基因 p53 的特定突变有关。
不同物种对黄曲霉毒素肝毒性的易感性存在差异，其中，犬的易感性极高。犬的这种脆弱性被认为与其肝细胞内 GSH 浓度天生低于其他物种、GSH S-转移酶活性较低，以及细胞色素 P450 将 AFB1 生物激活为 AFB1 8,9-环氧化物时存在的个体间药物遗传学差异有关。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已陆续有犬个体及区域性黄曲霉毒素中毒的病例报告。自 2005 年以来，已记录到四次犬的食物源性暴发事件（分别发生在美国、以色列[可能与美国为同一污染源]、巴西和南非）。这些暴发均是由玉米污染引起的。
黄曲霉毒素中毒通常是一个隐匿的过程，因为该毒素本身没有能提示其存在的特殊味道或气味。话虽如此，在 2005 年美国暴发期间，一些犬确实拒绝进食被污染的食物，而这大概是因为其感知到霉菌生长产生的味道或气味，而不是毒素本身。有些犬在没有任何已知前驱疾病的情况下便因黄曲霉毒素中毒而急性死亡。这些病例是基于尸检结果（肝损伤模式），怀疑为黄曲霉毒素中毒。在犬舍中，由于采用统一食物来源喂养，即便出现这些“哨兵犬”的死亡，也难以避免其他犬发生黄曲霉毒素中毒。
临床症状
受影响的犬在临床症状上表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这种多样性可能反映了药物遗传学差异（细胞色素 P450 活性、GSH 转移酶活性）对毒素生物转化或解毒的影响，毒素暴露的剂量和持续时间，动物的营养状况（营养支持不良会降低肝脏 GSH 浓度），与其他毒性损伤的相互作用，可能诱导 P450 活性的既往疾病过程或药物，动物年龄（幼年动物风险更高），以及营养和激素状态。
基于上述因素，犬黄曲霉毒素中毒的临床症状通常包括厌食、嗜睡、呕吐和腹泻，偶见多尿和多饮，以及逐渐出现的黄疸。表现为缓慢慢性肝毒性的初期疾病，最终会发展为血便或黑便，并出现腹腔积液（改良漏出液，罕见出血性）。
静脉输液后可能会出现外周水肿和腹腔积液。严重的肝脏合成功能衰竭和肝实质损伤（实质塌陷）会导致凝血因子丢失、消耗性凝血病，以及伴随严重肠道出血的肝性脑病终末期症状。
除了肝脏合成功能衰竭外，胃肠道出血也可能是黄曲霉毒素引起的香豆素样效应，以及门静脉高压所致，这会导致红细胞从毛细血管渗出进入肠腔。在临床症状发作后存活超过 4 周的犬中，会形成获得性门体分流。在部分重症犬中，严重的胃和肠道弛缓（对促胃肠动力药无反应）会阻碍肠内营养的实施。
尽管表现出临床症状，但并非所有犬都会死于黄曲霉毒素中毒。在接受支持性治疗的犬中，部分在发病 60 天后腹腔积液消退，随后病情好转并明显完全恢复。先前存在的肝脏坏死性炎症疾病可能会增加部分犬的易感性。相反，由无关原因引起的食欲不振（如伴随厌食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可能减缓毒素向肝细胞递送或改变肝细胞代谢的严重弥漫性空泡性肝病，以及阻碍毒素吸收的肠道吸收不良）可降低部分犬发生致命性中毒的风险。
在实验中，与形成 AFB1 8,9-环氧化物加合物相比，预先使用苯巴比妥治疗可促进 AFB1 代谢为毒性较低的代谢物，并随胆汁排出。但在毒素暴露后使用苯巴比妥则没有任何益处。
临床病理特征
该病没有特异性的血液学特征；血小板减少症通常与凝血病伴随发生。电解质状态反映了脱水、呕吐和腹泻造成的流失，以及与液体治疗、低白蛋白血症和微血管完整性丧失（怀疑与毒素有关）相关的第三间隙液体潴留。
虽然肝毒性的前兆通常为 ALT 和 AST 的显著升高，且 ALP 和 GGT 的浓度升高幅度较小，但黄曲霉毒素中毒的肝酶活性存在广泛的个体差异。这可能反映了黄曲霉毒素中毒相关的肝细胞死亡模式，该模式由线粒体启动的细胞凋亡途径（程序性细胞死亡）主导，而非坏死性炎症、细胞毒性或凝固性坏死。此外，与黄曲霉毒素中毒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损害肝细胞合成功能的毒性作用也会削弱酶活性。
反映犬黄曲霉毒素中毒肝脏合成功能受损的生化特征包括：
出现低白蛋白血症、高胆红素血症和低胆固醇血症
凝血酶原时间 (PT) 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 延长（凝血因子不足）
抗凝血酶和蛋白 C 活性降低
低纤维蛋白原血症
凝血病可能反映了蛋白质合成受损，以及消耗性凝血病的发展，同时可能伴随受损肝细胞释放的促凝血物质、活化蛋白酶清除能力下降，以及黄曲霉毒素疑似香豆素样效应的潜在作用。在部分犬中，肾脏可见颗粒管型，提示肾脏损伤（仅在死亡动物中观察到）。
尽管在大型回顾性研究中，存活犬与死亡犬的临床病理参数中位数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些观察结果对单一病例的预后评估缺乏实用性。相反，更有价值的方式是在一段时间内（通常为 4-16 周的生存期）连续评估参数的相对变化。积极的预后指标包括：胆固醇和白蛋白浓度升高、高胆红素血症减轻，以及蛋白 C 和抗凝血酶活性增加。
在确诊黄曲霉毒素中毒的犬中（2005 年北美暴发事件），无论存活结果如何，其临床病理参数均表现出差异，包括：初始评估时 ALT (83%)、AST (79%)、ALP (44%) 和 GGT (44%) 活性升高；低胆固醇血症 (72%)；以及蛋白 C (96%) 和抗凝血酶 (96%) 低于正常水平。蛋白 C、抗凝血酶和胆固醇的异常通常先于临床症状出现，或者仅在表现为食欲减退的犬中被检测到。在连续检测中，蛋白 C、抗凝血酶和胆固醇的异常持续数周以上，而血清肝酶活性仍表现为非特异性的轻度升高，或在部分犬中保持在参考范围内。
在早期中毒阶段，血清肝酶活性显著升高和明显高胆红素血症（总胆红素 > 2.5 mg/dL，符合黄疸标准）并非稳定出现的实验室特征。这与犬慢性黄曲霉毒素中毒的实验发现相吻合，即高胆红素血症通常在毒素暴露 ≥ 1 个月后才出现。
腹部超声影像
超声检查可显示慢性受累犬及发生门静脉高压犬的异常肝脏结构。回声增强的肝实质与黄曲霉毒素中毒引起的弥漫性微泡性脂质空泡化相吻合，而在出现再生结节的犬中可观察到回声减弱的肝结节。在门静脉高压的犬中，可观察到无回声的腹腔积液、增厚水肿的胆囊壁以及肿大的淋巴结。偶尔在发病 4-6 周后，可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到 APSS。
细胞学特征
对黄曲霉毒素中毒犬的肝脏穿刺抽吸物进行细胞学评估，结果显示弥漫性的肝细胞微泡性脂质空泡化、罕见的退行性肝细胞，以及稀疏的单核细胞浸润（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诊断
黄曲霉毒素中毒的确诊基于肝脏的组织学变化（见下文）以及在病例食用的食物中确认是否含有毒性水平的黄曲霉毒素，且该食物与病例发病存在间接关联。应从一袋干粮的不同区域采集多个食物样本进行分析，因为毒素的分布可能不均匀。
尝试测定肝脏中的黄曲霉毒素 B1 通常无法成功，因为该物质半衰期极短（仅数分钟），AFB1 会瞬间转化为 AFB1-8,9-环氧化物及其他代谢物。由于在临床病例中，组织采样与摄入污染食物之间通常存在数天的时间差，因此测定 AFB1 或其代谢物往往徒劳无功。话虽如此，对于仍在食用疑似黄曲霉毒素污染食物的动物，收集尿液或血液样本可能会发现 M1 代谢物的存在（M1 的半衰期小于 12 小时）。
一项对死于黄曲霉毒素中毒犬的肝脏中 M1 代谢物的分析研究证实，在 8 个样本中有 7 个样本可检出该代谢物。然而，这种复杂的分析程序并未用于常规诊断测试。
不同物种对 AFB1 的易感性差异极大，其中，犬的易感性极高。尽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议对人类实行黄曲霉毒素零容忍标准，但针对人用食品与犬粮，法定限量为 20 μg/kg（ppb）。对于犬粮，已确认毒性浓度为 > 60 μg/kg（ppb），致死浓度为 500–1,000 μg/kg（ppb）。
在 2005 年以来的犬类食物源性黄曲霉毒素中毒暴发事件中，致病源头均为加工食品中所使用的玉米，其中一例为添加到自制口粮中的自制玉米糊。尽管在 160°C 下可以破坏黄曲霉毒素 B1 的热稳定性，但玉米糊是在沸水（约 100°C）中熬制的。
在这些暴发事件中，食物中的黄曲霉毒素污染浓度从 48-800 ppb（2005 年，美国，商业食品）不等，最高达 4,946 ppb（2011 年，南非，商业食品）以及 1,640-1,770 ppb（2011 年，巴西南部，玉米糊残渣）。根据实验研究，犬在 6-8 周内长期接触 0.05–0.3 mg AFB1/kg 饲料会表现出慢性疾病，最终死于肝衰竭和出血倾向，并伴有肝硬化。
犬的 AFB1 半数致死量（LD50）为 0.5–1.5 mg/kg，且通常在 3 天内死亡；猫的 AFB1 LD50 据报道为 0.3–0.6 mg/kg。宠物猫极少发生黄曲霉毒素中毒，这可能与其肉食性日粮配方有关。
肝脏显微特征
符合黄曲霉毒素中毒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并非此类肝损伤原因所特有的；相反，这些特征反映了一种靶向核蛋白完整性、基因转录反应、线粒体功能和氧化损伤的肝毒性模式。在黄曲霉毒素中毒的临床病例中，肝酶活性的升高幅度与观察到的肝细胞损伤严重程度并不一致。这种现象在对慢性实验性黄曲霉毒素中毒犬的连续监测中也有所描述。
一个一致的组织学特征是肝细胞微泡性脂质空泡化，最初呈小叶中央分布，随后发展为全小叶分布。其他特征包括反映肝细胞毛细胆管膜损伤的毛细胆管胆栓、实质塌陷区域（肝细胞变性，最初位于小叶中央），以及中度至显著的 Kupffer 细胞和巨噬细胞蓄积脂褐素（反映氧化膜碎屑的色素）及铁离子（肝细胞死亡时从血红素蛋白细胞色素 P450 释放）。
根据病程的慢性程度，不同程度的胆管反应（胆管细胞增殖）和胆管增生反映了存活祖细胞的再生以及组织损伤/重塑对胆汁流动的阻碍。中央区和门管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混合浸润，反映了对细胞损伤的非特异性反应以及对活化巨噬细胞释放细胞因子的响应。实验已证明，黄曲霉毒素 B1 可引发巨噬细胞活化，从而增加炎症细胞因子的表达。在损伤后期，可见结节性增生和分隔性纤维化。
极少观察到坏死的肝细胞。相反，观察到的是凋亡的肝细胞，其细胞质浓缩，细胞核固缩且未碎裂，周围未观察到伴随炎症浸润。黄曲霉毒素中毒引发的肝细胞死亡，伴随抗氧化酶（过氧化氢酶和 GSH 过氧化物酶）表达下调；而在炎症坏死或氧化应激所致细胞死亡过程中，这类酶通常呈表达上调。与此同时，死亡受体介导细胞凋亡（与线粒体损伤相关）通路相关基因表达上调。
处理
尽管进行了包括谨慎补液、补钾、补充水溶性维生素和维生素 K、血液成分疗法、每 8 小时持续静脉滴注 NAC、对能耐受口服药物的犬给予口服 SAMe、口服维生素 E 补充剂、控制胃酸和食管反流以及抗生素预防感染在内的积极支持治疗，但在出现食欲不振、呕吐和合成功能衰竭迹象的犬中，死亡率仍高达约 65%。
在没有临床症状或仅有轻微临床症状的犬中，即使有肝损伤证据和轻度的止血异常，死亡率也较低。当面临疑似黄曲霉毒素中毒暴发时，可以通过测定胆固醇浓度以及蛋白 C 和抗凝血酶活性（观察指标是否低于正常参考值）来证实毒素暴露。这些参数可作为黄曲霉毒素抑制合成功能的生物标志物。
不能依赖肝酶和总胆红素浓度对这类患病犬做出准确判定。对疑似暴露的犬，应停用疑似被毒素污染的食物，给予保肝药（推荐早期静脉注射 NAC），联合口服高生物利用度的 SAMe 和维生素 E，并每隔几天注射一次维生素 K。血液成分疗法仅用于出现自发性出血的动物。
连续监测胆固醇、白蛋白、蛋白 C、抗凝血酶，如果出现黄疸，则还需监测总胆红素，这能预测数周后的恢复情况。这些动物仅需住院护理数日，直至明确其病情不再恶化。尚无任何治疗可以加速恢复。只要体内还有足够数量具备复制和合成功能的肝细胞，动物就会恢复。
小动物毒鹅膏菌（死亡帽蘑菇）肝毒性
毒鹅膏菌（俗称死亡帽）是导致人类和动物因蘑菇中毒引发致死性肝毒性的主要元凶。然而，在鹅膏菌属、盔孢伞属 (Galerina) 和环柄菇属 (Lepiota) 中，还有许多其他含有鹅膏毒素的蘑菇物种。
其主要毒素为 α-鹅膏蕈碱和 β-鹅膏蕈碱，其中 α-鹅膏蕈碱的毒性更强。
这些毒素具有极大的肝毒性风险，因为它们对热、冷冻、脱水、光照和长期储存具有极高的稳定性。此外，它们具有水溶性、耐酸性，且不会因内源性肠道酶或细菌酶发生生物转化。鹅膏毒素极易从胃肠道吸收，并且不与白蛋白结合，因此在摄入后 48 小时内即可迅速分布至肝脏和肾脏。
肝脏是鹅膏毒素毒性的主要靶器官，也是接触摄入毒素的第一个器官。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OATP）会促进鹅膏毒素在肝细胞内的蓄积。尽管鹅膏毒素不发生生物代谢，但高达 60% 的毒素会随胆汁排出，并可能发生肠肝循环，从而加剧肝毒性。已有犬类试验证实，体外胆汁引流可帮助犬在致死性鹅膏毒肽摄入下存活。大部分毒素在摄入后的最初 4 天内随尿液排出；肾脏接触高剂量毒素可能导致肾毒性。
鹅膏蕈碱肝毒性的主要机制是毒素与细胞核内的 RNA 聚合酶 II 发生共价结合并抑制其活性。信使 RNA（mRNA）合成的抑制会阻断蛋白质合成，并最终导致细胞死亡。蛋白质合成率高的细胞最易受到攻击；这也解释了为何中毒初期会出现胃肠道症状，随后才发展为肝脏和肾脏损伤。肝细胞损伤的过程涉及细胞凋亡途径，但肿瘤坏死因子（TNF）-α 引发的氧化损伤和细胞坏死会协同加剧病变。
临床症状
毒鹅膏菌综合征的临床证据在发生广泛的肝脏或肾脏损伤之前并不明显，通常在毒素暴露后数小时至数天出现。鹅膏毒素中毒可分为四个阶段：
初始潜伏期：持续长达 12 小时。
胃肠道期：在摄入毒素后约 6-24 小时出现，最长可持续 36 小时。临床症状包括突然发作的恶心、呕吐和腹泻（常伴有血便）、腹痛和血尿。可能出现脱水、电解质失衡和低血糖。早期的胃肠道症状可能反映了产毒蘑菇中同时存在的鬼笔毒素的作用。
低血糖期：反映了在肝脏合成功能衰竭（糖异生受损）的情况下糖原的消耗，如果未能通过静脉输液维持正常血糖水平，可能导致死亡。
终末期肝肾衰竭期：反映了严重的进行性肝坏死，其特征为出现黄疸、肝衰竭进行性加重的临床病理指标、凝血病恶化，以及肝性脑病和肾衰竭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摄入大量鹅膏毒素的犬可能在未表现出典型阶段性进展的情况下直接死亡。
鹅膏毒素肝毒性的推定诊断通常基于观察到的蘑菇摄入史、临床症状、生化特征以及肝脏组织学病变之间的间接关联。然而，部分专业的兽医毒理学实验室可以通过检测血清、尿液、胃内容物、可疑蘑菇、肝脏或肾脏中的 α-鹅膏蕈碱来进行确诊。用于快速检测鹅膏毒素的 Meixner 试验不能提供确切的鉴定，且可能产生误导。
如果希望对疑似鹅膏毒素中毒死亡的动物进行后续的确诊检测，应冷冻保存其血清、尿液和组织切片。应尽可能在疾病前驱期早期保留血清和尿液样本，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循环中的毒素会逐渐减少。已确定犬的 α-鹅膏蕈碱 LD50 为 0.11 mg/kg。
临床病理特征
一项给予犬 0.09 mg/kg 单次口服 α-鹅膏蕈碱的研究（在 30 多年前进行旨在评估静脉注射水飞蓟宾疗效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犬鹅膏毒素毒性的详细资料。试验犬在最初 16 小时内未表现出任何临床症状。随后开始出现呕吐和血性腹泻，这些症状在约 48 小时达到高峰。
存活犬在约 60 小时后迅速好转。至 48 小时时，犬出现了 ALT（约为基础值的 180 倍）和 AST（50 倍）的极度升高，以及 ALP（6 倍）、GGT（2 倍）和胆红素（6 倍）的较小幅度升高。在此时间范围内，还记录到凝血酶原时间显著延长。死于鹅膏毒素中毒的犬在 35-54 小时之间出现了氮质血症（BUN 和肌酐浓度升高）、肠道出血以及终末期肝性脑病。
高氨血症反映了 FHF 导致的肝脏氨解毒能力下降，且该症状可能是由肾性氮质血症和肠道出血诱发的。尽管记录的转氨酶活性升高幅度极大，但其可能因严重的肝脏合成功能衰竭而受到一定限制。随着合成功能衰竭的发生，会同时出现低血糖、低白蛋白血症和低胆固醇血症。
在实验性鹅膏毒素中毒中存活的犬，其临床病理异常在 192 小时内恢复正常。尽管研究尽量对 α-鹅膏蕈碱的给药剂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12 只犬中仍有 4 只死亡。这可能反映了蘑菇提取物中毒素分布的不均匀，或个体对毒素耐受性的差异。
出血倾向是鹅膏毒素肝毒性的重要并发症，需要输注新鲜冰冻血浆进行治疗。单纯给予维生素 K 无法阻止这一过程。肝脏合成功能衰竭会导致促凝和抗凝蛋白丢失、纤溶蛋白酶活性改变，以及肝坏死释放组织凝血活酶，从而引发凝血病。消耗性凝血病会加重出血并发症，在组织损伤早期还会出现裂红细胞。出血并发症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IC) 会降低机体对肝损伤的耐受力，并在致死性鹅膏毒素肝毒性中诱发多器官功能衰竭。
虽然肾毒性很常见，但其严重程度远不及肝毒性。继发于急性肾小管坏死的肾性氮质血症与活跃的尿沉渣有关，其特征为出现大量透明管型和颗粒管型。极少数病例还会发展为获得性范可尼肾小管酸中毒。
肝脏大体特征
在急性致死性中毒中，肝脏肿大，质地可能较脆，呈斑驳的红黄色苍白，并可能出现被膜下出血。黄色苍白反映了残存肝细胞的弥漫性脂质空泡化。
肝脏显微特征
组织学特征以从小叶中央至全小叶的大面积凝固性和出血性坏死为主，伴有肝窦隙结构丧失。仅在紧邻外观正常的门管区结构附近残存少量存活肝细胞；这些肝细胞表现出微泡性脂质空泡化和空泡样变性。小叶中央和被膜下充血及出血通常表现较为明显。炎性细胞浸润程度有限。
治疗
目前国际上尚无针对人类鹅膏毒素肝毒性的公认治疗方案；静脉注射水飞蓟宾是首选干预措施。对于急性就诊的病例，清除毒物至关重要。遗憾的是，许多中毒犬在临床症状出现后才就诊，此时洗胃可能为时已晚。在排空胃内容物（通过自行催吐、治疗性催吐或可能的洗胃）后，使用活性炭（若无腹泻可加用山梨醇）吸附残留毒素。这也有助于阻断鹅膏毒素的肠肝循环。可采用口服和直肠两种给药途径。
目前没有数据支持使用考来烯胺吸附鹅膏毒素。同时，关键的支持性护理包括：
静脉输液治疗
电解质调整
补充静脉葡萄糖以维持正常血糖
血液成分疗法（通常为新鲜冰冻血浆），以应对复杂的凝血病
抗氧化剂（静脉注射 N-乙酰半胱氨酸、口服高生物利用度的 SAMe）
联用可竞争性抑制鹅膏毒素经 OATP 进入肝细胞、同时阻断其肠肝循环的药物（大剂量青霉素 G 与静脉注射水飞蓟宾，见下文）。
充足的液体治疗可能具有肾脏保护作用，因为鹅膏毒素极易通过肾小球滤过，且该毒素不会在肾小管被重吸收。
病例的存活取决于肝损伤的程度、存活肝细胞的再生能力，以及对继发于急性肝衰竭的全身并发症的管理。在人类中，肝移植是鹅膏毒素诱发暴发性肝衰竭的挽救性疗法。体外清除（血液透析、血液灌流或血浆置换）用于清除循环中的鹅膏毒素价值有限，因为鹅膏毒素仅在中毒早期短暂存在于血浆中。较新的体外技术（如分级血浆分离和吸附系统）能同时清除蛋白结合物和水溶性成分，已在出现临床前毒性的病例中表现出益处。
旨在限制细胞摄取鹅膏毒素的具体措施，是基于犬类研究的实验数据和从人类鹅膏毒素肝毒性病例中得出的观察推论。这些措施包括使用大剂量青霉素 G 或苄青霉素以及大剂量静脉注射水飞蓟宾，以竞争性阻断鹅膏毒素的 OATP 转运。在人类中的治疗措施：青霉素剂量为第 1 天 1,000,000 U/kg，第 2 和第 3 天 500,000 U/kg，随后停药。尽管有多项报告表明了其间接益处，但关于该疗法的疗效尚未达成共识。在犬中，摄入毒素后每 5 小时静脉注射 1,000 mg/kg 的青霉素 G，可显著减少肝脏中鹅膏毒素的蓄积。
水飞蓟宾是一种从水飞蓟果实种子中提取的黄酮木脂素，是两种非对映异构体（水飞蓟宾 A 和水飞蓟宾 B）的混合物，作用机制方面，水飞蓟宾能竞争性抑制 OATP 介导的鹅膏毒素向肝细胞内的转运及其随后的肠肝循环。水飞蓟宾还能通过抑制受损组织释放的 TNF-α（认为参与了肝损伤）及其抗氧化特性发挥益处。静脉注射用水飞蓟宾是生物利用度高的微晶水溶性酯（与琥珀酸酐结合）；静脉给药可实现口服水飞蓟宾产品无法达到的高剂量输送。该产品未在美国获批销售，需通过同情用药计划或从欧洲分销商处获取。
人类的鹅膏毒素中毒治疗方案为：在就诊的第一个小时内以 5 mg/kg 静脉注射水飞蓟宾，随后以 20 mg/kg/d 持续静脉滴注 3 天。或者，以 20–50 mg/kg/d 静脉注射，持续 3 至 4 天。由于未发现明确不良反应，水飞蓟宾的给药时长没有推荐上限。犬类鹅膏毒素肝毒性研究也表明水飞蓟宾具有类似的安全性。
在早期的犬类研究中，摄入鹅膏毒素 5 小时后静脉注射 50 mg/kg 的水飞蓟素，并在 24 小时后重复给予 30 mg/kg，可提供肝脏保护作用。在人类中，在摄入鹅膏毒素后长达 48 小时内静脉注射水飞蓟宾，似乎也能防止发生严重肝损伤。
微囊藻毒素：小动物蓝绿藻（蓝细菌）肝毒性
源自蓝细菌（蓝绿藻）的蓝藻毒素可分为肝毒性、神经毒性和皮肤毒性。其中，微囊藻毒素是淡水蓝绿藻（主要为铜绿微囊藻 (Microcystis aeruginosa)）产生的一类重要肝毒素。其他微囊藻 (Microcystis) 物种以及多种藻类属（如鱼腥藻属 (Anabaena)、颤藻属 (Oscillatoria)、念珠藻属 (Nostoc)、浮颤藻属 (Planktothrix)）也能产生微囊藻毒素。微囊藻毒素是单环七肽，其中以微囊藻毒素-LR（MC-LR）最为常见。
微囊藻毒素通常出现在炎热干燥天气下、浅水静水区（特别是受中等至高营养含量的地表径流污染的水域，如来自农企[食用动物养殖、农业]或大量使用化肥的郊区社区）的蓝绿藻水华中。该毒素由濒死的藻类细胞释放，通常存在于表面漂浮着蓝绿藻水华浮渣的水体中。蓝藻水华是一个全球性环境问题，因为其不仅可在淡水或半咸水中形成，甚至在海洋生态系统中也会出现。
关于 MC-LR 肝毒性，研究最广泛的病理机制是其对蛋白磷酸酶（蛋白磷酸酶-1 [PPA1] 和蛋白磷酸酶 2A [PPA2A]）的抑制，该作用会导致蛋白质磷酸化水平升高。蛋白质磷酸化与去磷酸化（分别由激酶和磷酸酶催化）之间的动态平衡可调控蛋白质代谢过程。磷酸酶活性的抑制对细胞稳态有极大影响。具体而言，由于 PP2A 是主要的细胞蛋白磷酸酶，其受到抑制可能会对细胞增殖、细胞死亡途径（细胞凋亡、坏死）、细胞运动性、细胞骨架动态变化、细胞周期控制以及众多信号通路产生不利影响。
肝脏是 MC-LR 中毒的主要靶器官，因为该毒素会优先、大量转运并蓄积于肝脏内。已有大量文献证实，MC-LR 可对多种哺乳动物造成严重肝毒性，其中包括小鼠、大鼠、豚鼠、绵羊、猪、牛、犬以及人类。
MC-LR 无法通过简单扩散穿透细胞膜；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OATP）介导其在肠道吸收、进入门静脉循环，并富集于肝脏。该毒素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生物转化，包括与 GSH 结合、胆汁排泄，以及至少一定程度的肠肝循环。该毒素的肠肝循环特性已被应用于治疗性解毒（即使用考来烯胺捕获毒素）。
除了极端的肝毒性外，长期接触 MC-LR 还会对人体产生致癌效应，增加患肝细胞癌的风险（在中国已有证实）。由于 MC-LR 可能导致急性或慢性肝损伤并导致死亡，且会增加原发性肝脏肿瘤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将饮用水中 MC-LR 的指导限值设定为 1 mcg/L (<0.001 ppm)。然而，MC-LR 浓度仅需达到该标准限值的 5 倍就能在人类肝细胞中引发毒性作用。
摄入并经肠道吸收后，MC-LR 通过 OATP 转运进入肝细胞，在 1 小时内即可从血浆中被迅速清除。MC-LR 的毒性是通过与 PPA1 和 PPA2A 的催化亚基形成不可逆的共价键介导的，毒素会与这些酶中的半胱氨酸残基结合。该毒素还会结合并使其他蛋白质和抗氧化剂中的巯基（SH）失活，包括 GSH 和其他含巯基的抗氧化蛋白（如硫氧还蛋白）。
在急性重度 MC-LR 肝毒性中，细胞骨架会出现明显破坏。通常，细胞骨架是由细胞内丝（如微丝、微管和中间丝）组成的组织良好的网络，是维持实质结构必不可少的支架样亚结构。细胞骨架结构有助于维持细胞形态，并影响细胞分裂、迁移、黏附、收缩/舒张、胆汁流动和信号传导。
在重度急性 MC-LR 中毒中，肝细胞形态被破坏（细胞变圆、失去多边形轮廓）、细胞间黏附丧失，以及肝索结构和肝窦隙（内皮）完整性被破坏，会导致严重的出血性坏死、充血和实质塌陷。严重时，损伤会升级为暴发性肝衰竭和循环休克。
与 MC-LR 肝毒性相关的光学显微镜和超微结构变化，证实了细胞凋亡和坏死这两种细胞死亡途径的存在。在低剂量 MC-LR 中毒中，肝细胞的死亡方式为细胞凋亡；然而，在急性重度肝毒性中，器官损伤主要表现为肝窦隙血管渗漏和严重的小叶中央出血性坏死。在高剂量暴露下，血浆肝酶活性和总胆红素浓度会在毒素暴露后数小时内迅速升高。然而，在与低剂量 MC-LR 肝毒性相关的凋亡性细胞损伤中，肝窦隙结构丧失、狄氏间隙增宽、毛细胆管扩张以及肝细胞间接触减少，这些变化会先于细胞膜通透性的改变和胞质酶（如 ALT）的释放而发生。
MC-LR 肝毒性中广泛的氧化损伤源于 GSH 的耗竭（被用于毒素结合或清除活性氧 [ROS]）；保护性抗氧化酶（GSH 过氧化物酶、GSH-Px、GSH-还原酶、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过氧化氢酶）的减少；以及影响细胞和细胞器膜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加剧。大量摄入毒素也可能对肾脏产生类似影响。线粒体损伤会破坏氧化磷酸化和 ATP 合成所必需的化学-电化学梯度，从而引发氧化损伤。已知微囊藻毒素还能结合并抑制线粒体 ATP 合酶活性。线粒体功能障碍还会促进 ROS 的蓄积和线粒体通透性转换（MPT），进而触发细胞凋亡。
临床症状
摄入毒素后 1-2 小时内会迅速出现嗜睡、厌食和呕吐；严重 MC-LR 暴露犬会突发黄疸。在严重中毒的情况下，动物会持续食欲不振和呕吐，黄疸进行性加重，并出现凝血病（体表出血、鼻出血、呕血、黑便）。然而，暴露于亚致死水平的 MC-LR 在初期可能不易被察觉，因为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或生化异常。
临床病理特征
单次暴露于高剂量 MC-LR 的犬，在 24 小时内会出现肝脏转氨酶活性的极度升高（即 ALT 和 AST 达到参考值上限的 80-200 倍），ALP 活性中度升高（约参考值上限的 1.5-2.0 倍），以及明显的高胆红素血症（参考值上限的 7.0-12 倍）。肝酶水平在数天内持续升高，转氨酶的升高倍数远超 ALP。高胆红素血症也会随之恶化。在严重急性中毒中，致命的暴发性肝衰竭常伴有凝血病、低胆固醇血症、高氨血症和肝性脑病。
在给予支持性护理（静脉输液、维生素 K、血液成分疗法、抗氧化剂和考来烯胺）的情况下，受严重影响犬仍有可能恢复。在存活下来的动物中，酶活性和高胆红素血症的完全恢复可能需要长达数月的时间。暴露于亚致死水平的 MC-LR 时肝酶不会显著升高，也无明显高胆红素血症，极易被忽视。
肝脏大体特征
在急性重度致死性 MC-LR 肝毒性中，肝脏外观肿大，边缘变圆，由于严重的小叶中央出血性坏死，肝脏呈暗红色。在 FHF 的犬中，黄疸组织和表面出血很常见。长期暴露于亚致死水平 MC-LR 的动物可能没有明显的大体变化。
显微特征
急性重度 MC-LR 肝毒性会导致大面积的小叶中央和小叶中区肝细胞出血性坏死，并在实质塌陷区域伴有充血。紧邻门管区有残留少量存活肝细胞。残存肝细胞之间附着关系不清晰，并表现出轻度的微泡性脂质空泡化。根据啮齿动物的研究，长期低剂量 MC-LR 暴露会导致小叶中央微泡性脂质空泡化、小叶中央肝窦隙组织结构丧失，以及异常的核染色质凝集，但没有细胞凋亡或坏死性损伤的证据。在消除长期低剂量 MC-LR 暴露后数月内，这些变化可完全逆转。
治疗
对于患有严重急性 MC-LR 肝毒性的犬，建议采用如 FHF 所述的支持性护理。由于氧化损伤是早期的病理机制，建议静脉注射 N-乙酰半胱氨酸。当动物能够耐受肠道给药时，给予口服高生物利用度的 SAMe（20 mg/kg，口服，每 24 小时一次）和水溶性维生素 E（10 U/kg，口服，每 24 小时一次），并建议使用磷脂酰胆碱（25-50 mg/kg，口服，每 24 小时一次）以支持细胞膜的恢复和稳定。
由于 MC-LR 会发生肠肝循环，且已被证实能与考来烯胺结合，因此应使用这种结合树脂清除循环中的毒素。由于考来烯胺似乎在回肠具有特异性结合位点，如果因呕吐无法口服考来烯胺，建议通过直肠高位灌注给药。大剂量静脉注射水飞蓟素也被证明是有益的；这种形式的水飞蓟素在欧洲很常见，但在美国暂无上市。
小动物苏铁、铁树肝毒性
具有肝毒性的苏铁家族包含许多物种；这些植物在温带气候区常被用作庭院观赏植物，并在大型零售商店作为盆景出售。犬类误食苏铁可导致严重的、持续性的肝损伤。苏铁的种子、根系与叶片中均含有苏铁苷，经口服摄入后具有致癌性。肠道细菌中的 β-D-葡萄糖苷酶通过羟基化作用释放出有毒代谢物——甲基偶氮甲醇（MAMA）。
MAMA 的毒理学影响与二甲基亚硝胺（另一种已被充分研究且强效的肝毒素）相似。这些毒素会使细胞内的 RNA 和 DNA 发生甲基化，从而抑制蛋白质合成。MAMA 会特异性地使 DNA 和 RNA 中的鸟嘌呤基团发生甲基化，干扰其模板功能；此外，它还能通过抑制 RNA 聚合酶 II 的活性，强效抑制细胞核及核仁内的 RNA 合成。
高剂量急性 MAMA 中毒会导致小叶中央肝细胞坏死、局部实质塌陷和充血、反应性炎症（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门管区周围轻度的微血管肝脂质空泡化，以及 Kupffer 细胞坏死。Kupffer 细胞功能的下降会增加并发细菌感染的风险。MAMA 会在肝细胞中诱发明显的细胞学改变，这些改变通常会持续存在，并可通过肝脏穿刺抽吸物的细胞学评估加以识别。即使在急性中毒明显康复后的数月内，异常的细胞学特征仍会持续存在。
即使对严重中毒犬进行急性抢救，可能无法阻断 MAMA 的毒性作用。现有研究认为 MAMA 毒素会缓慢自发分解，无证据表明该毒素存在肠肝循环、肝脏代谢或结合生成水溶性代谢物的过程。
在度过急性期存活下来后，部分犬会发展出增生性病灶，并伴有程度不一的肝窦隙纤维化和桥接纤维化。目前尚无针对急性苏铁中毒康复 4-6 个月犬只的回顾性研究报道。然而，临床已证实，部分犬在经历急性中毒事件数月后，会表现出严重的肝脏重塑、门静脉高压、腹水、肠道出血、肝性脑病，或与尿酸铵尿结石症相关的问题。
在 MAMA 的实验研究中观察到的内质网增生现象，推测可能涉及一定程度的细胞色素 P450 诱导。在啮齿动物实验中，于施用 MAMA 前使用苯巴比妥进行预处理，可降低急性毒性的严重程度。但目前尚无关于苯巴比妥对犬急性 MAMA 中毒后影响的相关研究。
临床症状
临床症状的表现因毒素摄入与初次就诊之间的潜伏期长短而异。在急性中毒的犬（<24 小时）中，常见症状包括呕吐，其次按发生频率递减依次为：腹泻、食欲减退、嗜睡、流涎、多饮、神经症状（共济失调、意识模糊、嗜眠、迟钝、抵头、罕见癫痫发作）、胃肠道出血（黑便或血便）以及肌肉震颤。在急性发病期，体格检查可能无明显异常。在 24-48 小时内，可能会出现脱水、黄疸（初期发生率 <30%，比例随时间推移而升高）、腹部不适和腹腔积液（初期发生率 <15%，随时间推移可能出现）。
临床病理特征
尽管临床症状可能在误食苏铁后 4 小时内显现，但生化指标的异常通常会延迟长达 72 小时才出现。初始的 ALT 和 AST 活性可能在参考范围内（24 小时内），随后才会出现轻度至中度的升高。ALP 活性的升高通常滞后于转氨酶的变化趋势，且幅度通常较小，除非存在伴随组织重塑和胆管增生（细管反应）的进行性损伤。此外，动物可能会出现低白蛋白血症、高胆红素血症、低血糖症和低胆固醇血症，但程度不一。
仅依靠初次检查结果的简单评估无法判断预后。相反，病例的预后更多取决于前几周内检测指标的连续变化趋势，随后需每两周进行一次监测。凝血功能障碍通常在急性发病数天后显现，但也可能在数周后才出现。
影像学
腹部 X 光片检查通常无明显异常，除非因腹腔积液导致影像细节降低。腹部超声检查可能显示正常，也可能发现肝脏大小正常或偏小（慢性中毒表现为肝脏缩小）、实质回声改变（高回声至低回声）、腹腔积液、胆囊壁增厚（符合淋巴水肿特征）以及肠道迟缓（肠无力）。
肝脏大体及组织学特征
在死于急性 MAMA 肝毒性的犬中，肝脏大体外观可能显示散在的红色病灶（反映小叶中央坏死和充血），或呈现苍白（反映严重贫血而非脂质空泡化）。在剖检中，所有组织通常均呈现黄染，伴有大量表面出血、肠道出血的证据（黑便或血便）以及腹腔积液。在死于慢性 MAMA 毒性的犬中，肝脏体积缩小且呈结节状，伴有 APSS 和腹水。黄染、内脏出血和肠道出血同样明显。
急性中毒（0-2 天）的组织学特征包括：显著的小叶中央至小叶中区肝细胞和肝窦隙变性/坏死，伴有严重的局部充血、实质塌陷和反应性中性粒细胞浸润。狄氏间隙明显增宽，肝窦隙内皮受损（窗孔增宽），导致肝窦隙组织结构扭曲，并伴有细胞间黏附丧失。门管区周围的肝细胞会出现轻度的微泡性脂质空泡化。
此外，还可观察到大量肝细胞形态学异常，包括：细胞游离（脱离网状纤维支架和细胞间紧密连接）；肝细胞失去多边形形态；肝细胞大小不等和细胞核大小不等显著；出现巨肝细胞和细胞核显著增大的细胞；核染色质凝集；出现明显、致密且有时有空泡化的核仁；以及有丝分裂紊乱导致的多核细胞。还可观察到程度不一的毛细胆管胆汁淤积。
治疗
关于犬苏铁中毒的回顾性报告显示，疑似苏铁毒性的犬恢复率为 34%（n = 60，毒物控制中心数据）；而在确诊苏铁中毒的犬中，恢复率分别为 50% (n = 34) 和 64% (n = 14)。犬苏铁中毒可分为两个临床阶段：
急性期特征为胃肠道和神经系统症状，伴有轻度肝损伤的证据（表现为肝酶活性正常或轻度升高，且无高胆红素血症）。
潜伏期特征为肝酶活性进行性升高、黄疸和肝脏合成功能进行性衰竭，同时出现肝窦隙高压并引发门静脉高压和腹腔积液。
在部分犬中，急性中毒看似得到了成功治疗，但在数周至数月后却发现存在严重的潜伏性肝毒性（如尿酸铵结晶尿、获得性门体分流以及严重的肝实质重塑）。因此，务必向宠物主人说明这种可能性。
初期的毒物清除通常通过动物自行呕吐实现。如果未能自行呕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诱导呕吐（参见暴发性肝衰竭的治疗方案）。如果胃肠道内仍有植物残渣，还应考虑进行清洁灌肠，随后给予活性炭灌肠。在呕吐停止且无胃内容物呕出后，应口服给予活性炭。如果在腹部超声检查中发现胃内有大量残渣，可借助内窥镜辅助清除毒物。
一项研究表明，给予活性炭的情况与犬的存活率显著相关。有临床观察指出，考来烯胺可能会加速 MAMA 毒性的恢复。然而，目前尚无关于该毒素是否存在肠肝循环的相关信息。除此之外，主要采用的措施为支持性护理，包括：合理调整体液和电解质状态；提供水溶性维生素和抗氧化剂支持（如静脉注射 NAC，若可口服则给予高生物利用度的 SAMe）；口服水溶性维生素 E（10 U/kg）；使用抗生素以防止条件致病菌易位；以及根据需要给予血液成分疗法。此外，可能还需要对肝性脑病进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