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畜共患病的新发与再发

新发疾病通常定义为在过去二十年中发病率增加或近期很可能增加的疾病。这类疾病中有许多是人畜共患病。

人畜共患病可因人类与动物宿主、动物组织、媒介或病原体环境来源的接触增加而显现。也可能源于病原体在驯养动物、野生动物或媒介中流行率的上升。当前许多新发与再现疾病以野生动物为储存宿主，或为食源性。

新发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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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疾病出现的因素包括人口结构或行为改变：从导致人类离开城市地区的社会动荡（如战争），到食物偏好的简单变化。例如，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大肠杆菌 O157:H7）暴发与预洗绿叶蔬菜相关。

公共卫生措施（如卫生设施及疫苗接种）失效也会增加疾病传播。

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可能改变储存宿主数量、增加这些动物的感染率、促使病原体发生遗传变异（如与其他毒株重组），或使动物宿主或疾病媒介与人类接触更为密切。由于许多蚊虫偏好在林缘而非密林深处孳生，森林砍伐可增加其数量，从而可能增加对某些蚊媒疾病的暴露。自然栖息地退化，加之人类居所附近食物的易得性，会促使野生动物迁入郊区。

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最终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增多。

气候变迁有时是疾病出现的因素，尤其对于立克次体 (Rickettsia) 属等节肢动物媒介病原体。气候变暖不仅使媒介得以越冬存活，还延长了传播季节。

食品生产的技术与产业变革，可通过增加动物的集中、移动与混养，促进疾病出现。动物长途运输与肠道病原体（包括沙门氏菌属）排菌量增加相关。遗传多样性下降可能淘汰掉对疾病具先天抗性的物种、品种或个体。大型农场及食品加工厂的发展，导致更多人暴露于受污染的食物源。人类、动物及货物的流动性增强，使疾病得以快速扩散。以往感染少量动物或人后便消亡的病毒，如今可在短期内找到大量易感宿主。例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 在初始暴发后数月内，蔓延至六大洲近 30 个国家。

偶尔，病原体本身可能毒力增强或更好地适应人类，也可能发生影响传播模式的变化。

人类易感性的上升，也促成了部分机会性病原体的出现或被识别。AIDS 大流行、器官移植项目的成功，以及使原发与继发性免疫缺陷患者寿命延长的医学进展，共同导致免疫低下人群数量增加。现代医学也让更多人（包括很多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得以存活至高龄。

最后，部分疾病呈现“新发”，并非因其更常见，而是因为检出能力提升。检出率提升源于诊断技术进步、实验室用于特定病原体鉴定的使用增加，以及医生认知水平的提高。例如，马尔堡病毒曾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的极罕见且毒力较弱的亲缘病毒。但后来发现，自 1980 年代或更早，其已导致某非洲矿井工人发生出血热。直至 1998 至 2000 年间刚果民主共和国暴发高致死性疫情、数百人感染，人们才开始关注蝙蝠传播感染。同样，部分立克次体物种的“新发”，部分原因是分子技术使用增加，有助于其鉴定并与相似微生物区分。